郭里麻风院建于1958年，是“举县之力”创办的，当时，麻风病人多，急需建麻风院，因经济落后，有70万人口的邹城就突发奇想，号召每人捐一个鸡蛋，建起麻风院。成立之初，各村各社都出人出力出钱，有的公社牵来耕牛，有的公社捐赠劳动工具……
来到邹城，疾控中心的张立平医生带我们前往郭里，他现在负责这家麻风院的日常工作。
这样的建院创意在中国麻风史上堪称神奇。我也是头一次听说。
如今，这个仅有不足十人的麻风院，条件却相当好，一个方方正正的大院子，几排整洁的平房中有10套是一室一厅一卫，是2011年张医生和同事们向上级领导争取到100余万资金改建的。
这些年，这样的改善还有不少：
将泥泞土路改造成水泥路，解决了出行难；
架设线路，终结了几十年的无电史；
为住村治愈者办理了低保及畸残补助；
协助老人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设置公共厨房，请专人为大家做饭，每天两餐；
与民政局协调到大量面粉、食用油、棉被等物资，救助社会上的贫困残老者；
为畸残人士争取到轮椅和拐杖；
……
张医生说，为这个不幸的人群营造美好晚年，是这个社会越来越和谐的体现。
在一次随访中，张医生了解到一位麻风治愈者的孩子上大学有困难，及时汇报后，在单位职工中发起集资助学活动，帮助孩子完成了4年的学业。
这些，让我对眼前这个不善言辞的医生肃然起敬。
来到郭里麻风院，张医生带我们走进刘某洪的家，他们很熟，多年的老朋友了。
63岁的老刘身体状况不错，完全看不出麻风迹象，手脚都是好的，只是早年患麻风时眉毛脱落。
1977年，他开始跟村里的医生学习护理和医疗技术。后来，当上麻风村的护理。他愿意学，医生们也愿意教，碰见谁他都要问。刚开始只是护理和打针，以后还学会了给人看病，连周边村民都来找他看病。
他说，那时候做护理没有工资或补助，不过，其他麻风病人都要去地里干活，因为我做护理，就可以不做农活。
老刘的屋子里有血压计和听诊器，还堆放着一些药品，看来，他还在继续做医务工作。
我们进去时，正巧有个外村的婆婆来找他看病，他给婆婆量了血压，问了一下情况，开了点药。
我有些吃惊，莫非这边的人非但不惧怕麻风，反而会主动进村找麻风人看病。
张医生说，我在这里当了几十年医生，和当地百姓都熟悉，也经常帮他们看病，在这个过程中，向他们传播麻风是可以治愈的，治好的病人不传染等概念，看到我们和麻风人这么亲近，他们也不再害怕，麻风歧视慢慢就自然消失了。
从1982年参加工作至今，张医生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为麻风病人服务。
除了为住院的麻风病人服务，同时担负着全县的麻风普查和随访工作。36年来，他的足迹遍布邹城350多个自然村，其中的艰辛苦楚难以言说。或骑车，或步行，走街串巷，长途跋涉，这些身体的劳累他都能忍受，最难受的是经常要遭受误解，包括病人和家属的排斥，被狗追咬、被人丢石块、被驱赶辱骂……
在这些年的坚持中，他始终无怨无悔，也不断完善工作方法和技巧，让更多出院的治愈者能配合随访和接受监测。
他回忆说，刚来麻风院那个时期，大家都惧怕麻风病，上班要穿严密的防护服，下班锁门以后，钥匙都要用钩子勾过来，放进另一个房间。
后来，随着麻风病可以治愈的传播，我也开始不在乎了。冬天很冷，大家都集中在一个有大炉子的屋里取暖，我经常和病人一起打牌，一起娱乐，同时了解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此外，还练就了理发的好手艺，经常为病人理发。
张医生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上世纪90年代，附近村子有个女村民得了麻风病，她的男人是村干部，因为患上麻风病，男人跟她离了婚，家里还有孩子。
那个时期麻风病已经可以治愈，医院也不再收治麻风病现症病人，张医生很同情这个女人，就让她先住进麻风院治疗。
其实，张医生心里另有一个算盘，他就想促成她和刘某洪结婚，这样可以互相照顾，这个女人也可以留在麻风院。张医生还特意安排刘某洪每天给这个女病人打针护理，希望他们能建立感情。
其实，刘某洪也犹豫过，那个女人比他年轻很多，也能吃苦，但他最终选择了放弃。因为得过麻风病，他担心自己再次被传染上麻风。那个时期，麻风阴影还深深留在人们脑海中。
女病人治愈后离开了麻风院，不久就意外身亡了。
我们走过魏某兵家门口时，这个80岁的老人家正在磨斧头，准备砍柴。
他的两个手明显变形，一只眼睛也因为麻风后遗症完全失明。
张医生说，虽然有集体饭堂，但是老魏还是会经常额外加餐。
老魏的老家在山区，从小家里就很穷。解放不久，18岁的魏某兵跟着父母和两个弟弟去“闯关东”，来到黑龙江找生活，全家人在那里种了五年地。
他说，我们本想去挣钱，结果没有挣到多少钱，反倒冻坏了左手，肉都坏死了。
张医生说，这和麻风有关，他的知觉都没有了，所以别人没有冻坏，他完全冻坏。
从东北回来以后，他的两个弟弟都娶了媳妇。
几年后，魏某兵被确诊为麻风病，被送进麻风村，这一年，他26岁。
我问他，年轻时为何没有成家？老魏说，家里太穷，从来就没有人来提过亲，得了这个病就更不敢想这个事了。
进麻风村后，他也被分配干点农活，挣一些工分。
在老魏家里，我发现一台上海产的缝纫机。老魏说，是别人送给他的。
老魏是个能干的人，自己学会了缝纫技术，可以缝缝补补，为自己，也帮他人。不过，现在他的腿残疾加重，不能蹬踏了，缝纫机只好静静摆在杂物间一角。
五年前，老魏在枣庄北坛医院做了截肢手术，装上假肢，时间久了，假肢越来越不合适，磨脚，无奈，他只好自己修理。我看到，他的假肢上有好几处敲敲打打的修理痕迹。
张医生对老魏格外敬佩，说他是个大好人，其他老人住院，请不到人去陪护，最后是他主动到医院去陪护。
这是一幕难以想象的画面，一个穿着假肢，眼睛几乎失明的80岁老人在医院陪伴照顾其他人。
69岁的李某义，无疑是这个村子最勤快的人，他一个人种菜，供给其他麻风治愈者。
他带着我们走到村外，看了菜地，种了葱、萝卜、菠菜等。
我有些吃惊：种菜这件事，他完全是义务的。
菜地边上有一口水井，早已荒废。水井曾经深4、5米，专门用来浇地。
老李说，以前抽水浇地要动用牲口，驴子围着水井转圈，把水一点点抽上来，再顺着渠道流进地里。自从邹城建了发电厂，用地下水冷却，水位下降很多，水井就不能用了。
八九岁的时候，李某义的父母都不在了，家里有五个兄弟姐妹，他是老二。他回忆说，13岁时手就有问题，17岁确诊为麻风病，住进麻风院，那是1967年，这个村有198个麻风病人。
五年以后治好了病，李某义就办了出院证，回家继续种地。那时候国家穷，发不起粮食。
十年后，他第二次回来，负责在麻风村看大门，村里有一点地，他手脚都比较好，也闲不下来，就一直坚持种菜，造福大家。
离开麻风院后，我特意去看了张医生曾经的家。
距离村子不远，一个院墙局部坍塌、房屋完全损毁的院子里，有个邻村村民正在种地。
打过招呼，张医生来到当年住过的地方，已经成了废墟，几堵残墙在砖头瓦砾中挺立，颇有几分沧桑感。
他在这里住了几十年，每天步行或骑车去上班。
他忆起以前往事，当年为住麻风村溃疡病人清创、换药的情景，甚至是难闻的气味，至今都忘不了。
不过，即便在工作之初，面对麻风病人四肢残缺，面部肌肉瘫痪，散发恶臭的足底溃疡，他也没动摇过，没想过辞职，换工作，没想过换地方。
相反，为了坚定自己的信念，他还积极在当地物色对象，力争在麻风村安家。
刚开始很难，托人介绍，试着谈过几个，都吹了。没有人愿意跟一个天天和麻风病人打交道的麻风医生在一起生活。
终于，他遇到了现在的妻子，邻村一个小学老师，他们结了婚。
我拿着相机在院子里转了一会儿。这个地方真够简陋的，院子不大，被农田紧紧包围着，院外几棵高大的银杏被秋风吹黄了。他的两个孩子就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没有游乐园、超市、网吧和影院，看不到一丝繁华。当他告诉我，女儿研究生毕业，已经在外地找到工作时，我甚至有点激动了。
妻子教书，孩子上学，他赶到麻风院为病人服务，晚上还要随时应对急诊或值班，这几乎成了他们一家人生活的全部。
张医生是个平和低调的人，一点也不善于包装自己，一些有亮点的工作成绩都是在我一再追问下，才套出来的。
在他的讲述中，有自己的“不好”：譬如，有了第二个孩子后，因为超生，被罚款，妻子还受到降薪处分；
在他的讲述中，还有麻风村民对他的好：“1987年元旦，我的儿子降生了，病人冒着刺骨风雪到野外打猎，给我送去了野兔，野鸡等猎物。让我全家都非常感动。”
“1989年冬，我骑车去外村随访病人，那时通讯还不发达，我的孩子发高烧，出现惊厥，多亏村里的一位老大爷及时把孩子送去医院。”
我刚刚得知，上级主管部门济宁皮防院已经将有关材料上报，为张医生申请下一届的马海德奖，这是中国麻防界一项重大荣誉，他自己从没想过，一旦得知，又不免为之心动。马海德是他崇拜了几十年的人物，如果能获奖，这也是他退休前，在这个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岗位上最后一次冲刺。
我还听说，与他朝夕相伴的妻子病重入院，这个在最需要时走进他生活的女人正在与病魔顽强抗争，张医生也操劳在日夜陪护四处求医问药的忙碌中。
在此，衷心祝愿他的妻子早日康复，更希望她能听到丈夫获奖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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