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六月四日那个凌晨」，勾起我往事的回忆。二十年前，我住在南太平洋斐济维蒂大岛的西部小城劳都卡，当地没有电视台，也没有中文报刊与广播。
从五月中旬起本地的英文报纸，就出现了北京天安门学生集会的报导。记得连日阴雨中，许多老华侨都来店中与我讨论北京天安门的局势，我判断「开枪镇压势在必行」，有人拍著桌子和我争论﹕「就算调了部队进城，也绝对不可能开枪，谁下令杀人，谁就是千古罪人。」这位中山老侨还捺住我肩膀同我打赌﹕「人头搏芋头，肯定不会开枪！如果开枪，我切个头下来俾你当凳坐。」
六四那天，我刚巧接到斐济移民局批准归化入籍后寄来的新护照，天蓝色的封面，就象这里天空与海水那种醉眼的蓝，晚餐和内子与儿女庆贺了一下。上半夜还下雨，下半夜天就放晴了。和内子像往常一样起个绝早，忙著做蛋糕、烧鸡，淮备带到店里出售。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的斐济泰晤士报，头版赫然一行大字「北京﹕军人屠杀学生」。十点过后，忙完各自店里杂活的侨胞们，先后走进我的店中，喝著斐济卡瓦酒（土著最爱喝的一种胡椒树根制作而成的土酒），谈论著「六四事件」。和我打赌的中山老侨也来了，气呼呼的连喝三椰壳的卡瓦，然后坐在我身旁一言不发地听各人大骂。他对我说﹕「我输了，本来应该请你食一餐，可我相信你也吃不下了吧？！」
在香港和澳洲录制的六四新闻影带，当时还是VHS的大盒带，很快空邮过来了。匆匆关了店，一家人围著聚精会神看，广场上的学生、游行的民众、开枪的军人、站在坦克前的白衫青年，大板车上血肉模糊的伤者……都看到了！
邻居开音像店的印裔普那萨先生，很有生意头脑，将澳洲寄来的六四电视新闻，在店里不断回放，引来土著围观，水洩不通。一位刚看完电视的斐济人小学老师，顶著一头蓬鬆如伞的卷髮，进来喝茶。她问我可知六四事件，我点点头。「就是打死一个年轻学生都不应该，都有罪！」土著老师瞪著铜铃大眼忿忿说道「你们中国怎麽会这样？」我无言以对，跟她说什麽好呢？
「六四」发生后的好几天，似是有超意识感应，连续做了许多血光恶梦，脑海里总出现著「六四」的画面……其后二十年，未就「六四」写过片言只字。
在斐济岛上的书房里，多少个日夜，拜现代资讯科技所赐，我的视线没有离开过「六四」之后的一切，西方的抗议与制裁、对参与「六四」者的缉捕惩处、六四大逃亡与黄雀行动、老邓的「南巡」与改革的持续进行、海外民运的形成与演变……我总觉得，与其单凭一管之见或道听涂说去妄下判断，不如花费点时间尽可能多方面去了解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
二十年了，天安门的倖存者都巳过不惑之年，那些死去的孩子如果还在，可能也早已为人父母。当年那些在政治漩涡中心的人物，亦先后作古，有的坐了牢，有的还活著。彰往可以察来顾后亦能瞻前。那些仍记住「六四」的人们，至今有著多种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而更多的人们却选择了忘却，推卸下历史的重荷，不愿去一力承担。
英国著名自由撰稿人胡果.达文波特曾说过﹔「我们经历并见证了具有极其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天。它也是震惊世界的日子之一，那些日子都已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它也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大事之一，那些大事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人，会让他们经常互相问道：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在哪儿？」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他们的这样的日子……历史沉淀了这些日子----它们中的一些成为了历史的转捩点，而一些兴震惊或轰动了一时，但对历史来讲却无关痛痒。」「六四」的发生，与十年文革造成一部份人思想更加僵化，另一部份人思想格外活跃有关，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经济状况有关，也与高层权力斗争有关。但整个事件的民意动机，应该如赵紫阳所言﹕「他们更多的愿望是帮助我们改正缺点，而不是推翻我们。」
至于二十年前学生们所提出的政治改革、反官倒腐败，要新闻自由等等要求，直到今天，都仍然是人们关注以及迫切要求改进整治的焦点。对他/她们作出如何评介，由不得权势者的拍板钦定，也不受无知无畏者谩骂左右。公允的结论，历史自会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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