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合尔古堡的大麻瘾君子、伊斯兰堡贫民区的变性人、国立大学围墙外的阿富汗难民……在人们熟悉的巴基斯坦之外，也许还存在一个你从未触碰过的世界。在这一边缘世界中，一个异教徒与穆斯林如果在日常接触会为他招致多严重后果？不见容于家庭的变装者又如何在城市中生存？带着这些疑问，多维记者历时一个月为您寻找答案。
“找不见了，一定在某处”，人高马大的Bijli拖着宽松而鲜艳的纱衣从大床上趴下来，到处翻箱倒柜，想告诉我们当初离开家时“她”是什么样子的。“找到了，在这里”，她指着相框里那个留着一头卷发、颇有几分英气的自己，显得很自豪。
旁边，她的同伴一直安静地看着她。相较于Bijli的外向性格，Nadia是一个外表文静、喜欢耐心倾听的人。
Bijli和Nadia是如今居住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两位跨性别人士（transgender）。在一处幽深的巷子里，垃圾遍地，污水漫溢，像Bijli和Nadia那样，很多人都租住在其中的一间间虽然简陋但是“温馨舒适”的房间里。她们说，每当身处在自己的空间，就会感到安全。
巴基斯坦是一个伊斯兰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原教旨主义和保守传统回潮，与巴基斯坦世俗社会中的女权主义、民主思潮等产生激烈的碰撞。在这样一个保守复归的背景下，跨性别人群的处境也极为凶险，尽管她们早在莫卧儿帝国时期的宫廷中便已存在。
离家出走
Bijli的家乡在费萨拉巴德（Faisalabad）——这是一个位于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的大城市，其规模位居全国第三，与位于印巴边境的拉合尔古城仅110公里。
11岁的时候，她独自一人首次离开家乡，踏上南下的火车。
“离家时，我身无分文。我搭上火车，靠厕所而卧。这时，乘务员要求我出示车票，我说，‘我是乞丐，很快我就下车’。最终，我来到了卡拉奇（Karachi）”，她喃喃地回忆着往事。
Bijli说，自己之所以离家出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家得不到尊重，“家人曾经尝试尊重我的选择，但当邻居不接受我时，家人最终也变得与邻居一样。”
Bijli向我们描述了自己所遭遇的煎熬。她有4个兄弟和2个姐妹。姐妹们如今已经学会谅解她，但在当时，没有人理解她，“当我在家化妆的时候，我的兄弟姐妹们都会毒打我。”
Nadia在8岁的时候从出生地费萨拉巴德随父母来到卡拉奇。后来，她与Bijli相识于跨性别者社区的聚会中，那已经是遥远的18年前的故事了。当时的Nadia在一个富人家庭工作，在一幢别墅（bungalow）里当佣人，照顾孩子，做饭洗衣之类。
“他们一家人对我很好，给我很多信任，让我承担更多工作。我觉得自己当时很幸福。”Nadia回忆说，“唯一的不幸来自我的家庭。事实上，当时我可以每隔15天回家休息一次，但是每次回家我的兄弟都会虐待我——咒骂甚至毒打。直到有一天，我告诉他们以后不会再回家了，他们就找到别墅里来，把我臭骂一顿并抢走了我的所有薪水。”
最终，Nadia只能选择与这个家庭——6个兄弟和4个姐妹——彻底决裂。“一个周四，我的兄弟在shrine of Abdullah Shahbazi（注：位于卡拉奇的宗教场所，用于礼拜）看到我和一群跨性别者在一起，于是强行把我抓回家毒打，并且剪掉了我的头发。我当时看起来就像秃子一样。”
那一天对于Nadia来说异常难熬。她呆坐在家里，中午、傍晚……最后，她向家人摊牌，要么让她回主人那继续工作，要么通知对方自己辞职。她的家人最后做出妥协，答应让她回别墅继续上班，但是告诫女主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Nadia单独出门，去shrine见她的那些跨性别朋友。
“剪掉头发后，我一直无法走出来，让自己适应自己，”Nadia继续讲述，“主人一家人真的对我很好，但是我不得不向我的内心屈服。我告诉女主人，我想出去修养两天，如果你答应我可能会在两三天后回来，如果您不允许我只能选择不辞而别。”
Nadia离开后投奔了Bijli，在之后的五六年时间里没再跟兄弟们联系，“在卡拉奇的时候，只是时不时避开父亲和兄弟的视线，偷偷地跟妈妈和姐妹见过面。如今，爸爸已经离开我们十三四年了。”
对比今天，生活似乎没有多大变化。她们说那段时间彼此相依为命，吃住一起，形同亲姐妹。“但是，她总是用那种严厉口吻跟我讲话，我警告她别用那种语气”，Bijli坦言相处也会有龃龉甚至冲突，“有时候她会收拾行李站在门口，然后我会抓着她的行李求她回来。”说完，她自己咯咯笑起来。
Nadia也笑称，“是的，我也没有办法，我控制不住自己，这是我的方式……我们总是这样打打闹闹，然后转眼所有的不快又烟消云散。”
Bijli比Nadia早两年到伊斯兰堡，至今两个人虽然不在一起住，但是住所在同一个巷子，相距很近。每天下午4时，两人相约手挽着手到“上工”的街区乞讨，“这是我们的工作，要准时”。
她们在伊斯兰堡已经生活了将近10年。随着生活的安定，她们逐渐恢复了和家人的联系。有时候，她们会和母亲或者姐妹们通话，甚至邀请自己的外甥外甥女和自己短暂同住，大家相处的很融洽，但是不包括兄弟们。
“妈妈有时候很伤心，对我的兄弟们说，她也是我的孩子啊，真主既然创造了她，我也不能杀了她吧！”Nadia提到自己的妈妈，总是显得特别能体谅她的苦衷。
与家人关系的缓和后，她们除去每个月7,500卢比（1巴基斯坦卢比约合0.0072美元）左右的房租和水电开销外，还经常按月资助家人。Nadia称自己每月会给妈妈5,000卢比。而Bijli和姐姐的关系最亲密，她说姐姐是一个寡妇，现在两个女儿已经成年，大女儿正在准备婚礼，“我为她们准备了很多嫁妆，陶器、床上用品……”
巴基斯坦跨性别人群处境艰难，图为2018年一名女变性别人被杀后同伴痛哭的场景（图源：VCG）
Guru就像我们的父母
“我们必须毫无条件地奉献Guru所要求的一切，否则我们会被‘卖掉’”，尽管那些离开家乡刚刚融入跨性别社区的经历已成为过去，但是提起跨性别社区的生活，Bijli依然记忆犹新。
来到社区的一开始，Bijli因为想念家人而独自一人坐在一个院子里痛哭，直到哭得累了睡着了。第二天，上师（Guru）走过来告诉她，你必须擦干眼泪自己站起来。她觉得既然一切发生了，这是真主的旨意，只能选择接受。
跨性别社区有着自己严格的纪律。首先，每个人都必须要有一名上师。Bijli说，“她就像我们的家长，代表我们出席不同社区代表参加的聚会Jirga，并且做出一些决策。而相对应的，我们也要无条件地向满足上师的要求。”
“通常，拥有一位上师我需要给她250卢比（约合2美元），她会邀请4到十几名跨性别人士并为她们提供茶点，然后告诉她们‘这人已是我的学生（Chela）’，于是其他人就会为我送上祝福”。
上师通常会有数量不等的学生。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每个人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彼此之间都是兄弟姐妹。在缺乏家庭慰藉的情况下，它成为一种家庭关系的替代品，给予每个成员以归属感和温暖。
Bijli说这种关系甚至比血缘关系更温暖、更坚定，“比如我想借姐妹们5,000卢比，她知道我会还给她所以我可以借到钱。但如果我跟家人借钱，他肯定会嘟囔很多令人不快的话。”
事实上，就像Bijli和Nadia也会闹别扭，跨性别人群中的“斗争”也是存在的。“我们彼此之间经常厮打，甚至称对方为‘复仇者’”，Bijli介绍说，“但是，一旦有其他上师的孩子们跟我们竞争，我们马上就会团结一致，为彼此而战。”
但是，每个孩子对上师来说都是平等的，上师总会平等对待每个人。“我们之间不存在竞争。不过，能够在上师膝头放更多卢比的人显然会得到更多的垂青，那些在她膝头放1,000卢比的人当然会得到偏袒，而那些只放了200卢比的自然不会得到前者所拥有的待遇。”
“这一切靠的全是钱”，Bijli从一开始她就知道。“你有手，自己化妆”，那些过来人曾经告诉她。
于是，Bijli续称，“如果长相出众，学生便可靠出席典礼为生，当然可以获得更多；如果长相一般，便从事性交易；如果更次，则只能靠乞讨，得到当然更少”。
而如果在这一社群中，一个人想要提高自己的位置，自己也可以收学生，那么就需要求助自己的上师，这靠的也是钱。Bijli解释说，“如果我可以缴纳1,000卢比，上师会召集十几位跨性别者当众为我戴上围巾，我将会进阶为dupatay wali；而如果我贡献50,000卢比出来，她就召集整个社群所有的4个团体，当众为我戴上头巾，我就会变成更高级别的chaudhary trangender”。
而当一名上师去世后，一名地位较高的跨性别者通常会当仁不让接替她的位置。在连续8天为大家提供特殊美食naiki ki roti——牛奶、黄油、鸡肉等等其他跨性别者所要求的一切后，她会得到所有人的祝福，从而成为一名新的上师，享有大家的供养。
而根据Bijli的描述，那些没有钱无法满足上师要求的人不仅无法进阶，甚至可能会被“卖掉”。“卖掉”的意思是上师将不会再为她提供保护，而她曾经的同伴也不得为之提供帮助，甚至连私下联系也不被允许。
这可能正是它的现实残酷性所在。
我们是人，不是动物
所以，尽管生活在一个大集体中，生活仍然不是轻松的，尤其是生活在一个伊斯兰教保守国家中，来自社区外部的威胁同样现实。
一些民间组织的统计称，巴基斯坦的跨性别人群数量庞大，可能在数十万人的规模。但是，巴基斯坦官方只承认其中的一万多人。从2009年以来，巴基斯坦官方开始注意到对跨性别人群的权益保护，地方和中央都有在努力立法保护其权益，甚至承认第三性别、支持其参与选举，拨付生活津贴等等。一切似乎都在改善。
但是，人们对跨性别人群的歧视近年来有增无减。Bijli说，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跨性别人士的态度会好一些，但是大多数人对这一人群抱持敌意。一些人甚至跟我们走在一起都会觉得很丢人，告诉我们，“嗨，你到我后边去”，然后我们不得不在跟在他10步以外。还有些人看到我们的出现，便愤怒地警告我们，“离我的车远点”……而且，事实上，跨性别人群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去的，比如在伊斯兰堡F-11区是不允许跨性别者出现的。
“他们把我们当成笑柄，可以随便给我们起绰号。他们还总是把我们当成一次性废品那样用完就扔。但是我们也是人，我们需要被尊重，我们不是动物”，她平静地说道，“但是，对于无礼、出言不逊的人，我们只能选择忍耐，站在路边，或者轻声让他们走开，不要打扰我们；我们不能打架，不能肘击脚踢他们，我们要保持优雅。”
但是，这并不是你躲就可以躲开的。Bijli有自己的信条，坚信自己的逻辑——如果我们行为良好，他们就会以礼相待；而如果我们自己堕落，他们也会以同样眼光看待我们。
尊严的挑战之外，致命的还来自工作压力。“我的胃需要食物，从哪里来？我不得不乞讨、跳舞、甚至进行性交易以换取食物。”Bijli说跨性别群体的求生环境非常糟糕，很少人能找到像巴基斯坦变性人、电视节目主持人Marvia Malik那样的工作。
她说，生活的艰难让很多人有理由重操旧业，从事性工作。但是，通常的情况就是一条死鱼臭了整个池塘，某些人会因这种理由而接近我们，认为跨性别人群是性工作者的代名词。这毫无疑问会增加更严重的风险。
位于伊斯兰堡的民间组织forum for dignity initiatives提供的一份报告列举了近一年针对跨性别人群的暴力事件，其中包括2017年2月2日一名女变性人在拉合尔家中遭人割喉并捆绑，同年10月21日，警方在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首府白沙瓦发现一具遭遇过拷打的女变性人尸体。
Bijli和Nadia表示她们也曾对自己充满怀疑，追问自己为什么真主会创造出她们，她们为什么不能和正常人一样。但是，至今她们也没找到答案，这已经成为死结。
Nadia坦承，她曾想过自杀，但是“我们害怕自杀，对真主来说这无异于忘恩负义，罪孽深重。于是，我们想，造物主创造了我们，也许有他的逻辑吧！”
只是，绝望无处不在。Bijli一直在自言自语似地说，她只是在虚度光阴，自己已经很难被某些事情所感动了。
她说，我们浪费了大把时间在一个骗局上——渴望改变处境，那是一无所获。“当我们老了，我们的学生也懒得再去关注我们。她们甚至连水都不会给我们喝，然后说，‘你为什么不去死呢？’”
在我们最后相处的那天下午，她却一反常态一直特别兴奋。因为Bijli当年是躲在列车车厢里到卡拉奇的，她一直有个梦想——有一天乘飞机去卡拉奇。幸运的是，这个梦想马上就要实现了。她说，自己整天唠唠叨叨对别人问东问西——飞机是螺旋桨的还是喷气式的，我可不可以喝到苏打水……
说着说着，满脸笑容的她转过身给了Nadia一个大大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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