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可以否认，近年来的香港正值多事之秋。雨伞运动、旺角骚乱、成为了系列化的光复排外运动、城市最高立法机构里未曾止歇的斗争、还有那些因城市自决乃至分离主义思潮而触发的政治纠葛……事情之多、事态发展之快，叫香港人到今天还难以消化。但难以消化并非借口，这只会让身在这座城市内的普罗大众不去看清事情肌理。
在香港近年来的游行示威活动中，代表着迷恋殖民时代的龙狮旗图案正越来越常见（图源：Reuters）
这当中，太多以“政治”之名的事例，已然僭越到了令人不安的城市治安与司法层面。就好像罗冠聪、黄之锋、周永康这三名瘦小的社运人士，他们此前带领很多示威者冲进了香港政府大厦楼下的一片空地后，因此被裁定需要为这种莽行付出刑罚代价；又好像香港政府已经使用了一项快被人们遗忘的城市法例，否决了一个从来都不掩饰倡导香港应从中国独立出去的小政党的存在合法性，这注定关乎这个在中国政治分支中行政地位不凡的城市政府，决心维护国家安全的政治立场。如此事例，在香港不一而足。
这种来自行政力量与民间本土排外潮流之间的碰撞、博弈，可能在过去导致了香港政府对于公权力的使用并不一定总是恰当得体，正好像在林郑月娥之前的几位香港特首，就已经在部分事情上做得“过了些火”，这给这个一向饱受国际赞誉的城市行政主体，留下了有违法治中的“合乎比例原则”的批评痕迹。
面对这种情况，香港社会原本应该是其是、非其非地就此讨论，但以“一国两制已死”、“法治已死”等口号的一概而论，现在已然占领了城市的公共平台和网络渠道，而这只会忽视每宗事件的独特性和背后本该有所获益的思辨机会。当这个城市做不到以事论事之时，自然就令任何批判的声音，开始失去了公信力。
当世界在报道香港时，往往习惯于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个微缩城市，并将本已密集、拥挤不堪的它置于“中国愈来愈收紧对香港的控制”这样的大论述之下，并配合当下发生的任何一起可被勉强算作政治冲突的争议事件，以此试图作出理解。
例如：上述赫赫有名的“双学三子”彼时罪成，外部世界会看成这是香港政府打压香港人示威自由的典型事例，但未必会细看关于一名示威者该在抗议活动中如何使用武力的法律细则和理性解析，而当讨论至此时，外部世界还忘却了香港在主权重回中国后的这21年以来，香港法院还是如旧拥有着绝对独立而又强悍的司法权力，这保证了后殖民时代香港的法治文化依然得以耀眼，还决定了即使这个城市的行政当局有些时候意欲越权，外界亦不该忽视香港的司法制度仍能够起到充分保障公民权利的把关角色。
世界媒体对整个中国的关注必然普遍大过于香港，这种新闻逻辑自然解释了它们会更倾向将发生在香港的事件带入到中国影响力的角度理解。更何况，对于任何一家非境内媒体，要准确而全面了解香港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一定并非易事。
这种现实，就如同香港本地媒体在理解美国政治时，也会有一定程度的简化和粗疏，至多只能从“特朗普（Donald Trump）专权”的简化大论述出发；或对于中东世界的探讨，则只能局限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二元对立的刻板划分印象上，而忽略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当中，那难以想象的错综复杂博弈——但对于香港自身的探讨而言，香港人则并不应该追从这种因视角问题所产生的大论述，相反，事实上，对于每一场争议或每一宗事例，香港人都应该亲自、尽力地理解事情背后的脉络及细节。
看待香港近年的政治和社会变化，有时候需要抵得住大论述的诱惑，这就好像虽然框架可以方便人们理解世界，串连起零散的事件点，并呈现它们的一些内在关系或逻辑，但框架也可以使人懒散，从而忽略事情的细节和肌理，以至形成偏见。以事论事，注定是一种后知后觉而来的社会良习，也是当下香港社会缺乏的一种必备质素，否则，玩笑讲，不习惯如此思考的香港人，都怎对得起自身所一直捍卫的这份“本土意识”呢？
发生在部分街头示威者身上的司法案例，是打压了香港的市民自由还是维护了社会秩序？选举官方取消一些参选人士的竞选资格，是依法办事抑或主观审查？如此问题，都需要香港人去独立判断，单靠“一国两制已死”等大论述，容易有失偏颇。
更何况，站在香港人的角度，若然将每件事情都笼统视之为“香港赤化”或“城市法治已死”，这只会徒添城市里弥漫的那股无力感，连想捍卫香港核心价值，也会因为虚无主义的悲凉感伤，而不知可以从何做起。只有以事论事，逐一检视争议案例的是非对错，香港社会才能有展开思辨的可能，并从共识处着手守护“一国两制”，而不是继续挥霍、耗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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