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40周年。自从1978年12月18日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以来，40年以来，中国大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中共发生了改变，民众生活变得更多元和现代，国家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综合实力不断外溢，由近及远，从影响港台、区域延展到重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近两百年的世界秩序。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除了取得惊人的成绩外，亦滋生许多矛盾，尚面对着诸多挑战。在政治层面，进入邓小平时代后期，由于趋向分散主义，中央权威遭到高层政治的结构性弱化，出现“九龙治水”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危机。所以当2012年习近平上任后，他就在倡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与依法治国的同时，大幅度强化中共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四个意识”，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空前强化了中共党的领导和领导核心的权威。
这一改变尽管有现实需要，但又难以避免地激活了中共一直以来的威权弊端，政策创制和实行变得容易宁左勿右和用力过猛，甚至每每扭曲中央精神，造成“高级黑”困扰。这其实也反过来说明，中共仍然受封建专制情愫和原教旨社会主义的影响，需要在维护“党的领导”与核心权威的同时，以更大魄力防止“左”，持续去专制，加快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将“第五个现代化”和依法治国落到实处。
在社会和言论层面，由于近年来中共加速向传统政治和意识形态回归，致使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公民社会被限缩，大量非政府组织（NGO）陷入困境，言论空间更是日趋收紧，甚至步入寒冬。
对中共来说，虽然在社会转型时期保持一定程度的管控有其现实需要，可若超出限度，必然窒息社会活力和创新，降低政策纠错能力，引发民愤。因此，中共应及时扭转过去几年公民社会和言论管制被限缩的局面。
在历史问题上，改革开放由于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故难以避免地走了一些弯路，曾造成前后两任总书记被罢免，酿成“六四”悲剧。对于这些，中共应该本着唯物主义政党的实事求是态度，坦诚面对历史，总结教训，尤其要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给世人一个公道说法，打开心结，从而卸下包袱，轻装上阵。
“六四”事件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悲剧，中共应早日给个说法，打开世人心结（图源：Reuters）
在经济层面，一方面是过去多年片面追求增长速度，酿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另一方面中国贫富分化和区域发展不均衡持续加剧。2017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67，超出0.4的警戒线；2017年上海、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58，987.96元、57，229.83元，甘肃、西藏却只有16，011元、15，457元。北京大学曾在《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中指出：“处于财富顶端的1%的家庭拥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对此，今天中国既要继续转变发展模式，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又要重建分配正义，解决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短板，让社会主义的公正价值实至名归。
在对外关系层面，由于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民族主义情绪随之兴起，其中不乏一些人由自信滑向自负，沦为盲目自大的民粹主义。这种情况在中美贸易战爆发前极为严重。当时“厉害了，我的国”和“中国已经全面超越美国”的论调盛行一时，许多人像打了鸡血一般亢奋不已，自我膨胀，严重刺激到美国精英阶层本就存在的戒惧之心，给中国外交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应该看到，狭隘的民粹、民族主义完全脱离现实，与国力严重不匹配，背离了“满招损、谦受益”的经验教训和中国人内敛谦虚的民族性格，是对外关系上的“高级黑”，必须时刻予以警惕。
当然，瑕不掩瑜，改革开放的成绩才是主要方面，足以称之为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成功改革。但因为许多问题有待解决，距离改革开放所期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依然任重道远，所以改革开放尚在进行之中。于今天中国而言，固然要肯定和宣扬改革开放40年的成绩和历史意义，但更关键的是直面和解决问题。这样既符合坦诚的实事求是态度，又是对改革开放精神的最好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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