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长期担任邓小平贴身大秘的王瑞林于12月8日在北京病逝。因为王瑞林“特殊”的政治履历，以至于在他逝世后只有海外媒体形容这位中共官员时，热衷使用“监军”一说。
邓小平与王瑞林（图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监军，即监督军队，是中国历史上替中央政府监督在外之军队的官职。而王瑞林之所以被称为“监军”，是因为曾作为邓小平秘书的他，在邓小平卸任政治职务后，被安排到军队内部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尤其是1989年后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时，因为中国军队在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王瑞林被认为是邓留下“监军”的。
特殊的王瑞林
今年88岁的王瑞林，早在1952年就开始担任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的秘书，后跟随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军委纪委书记等职，前后长达四十多年，深得邓小平信任。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F.Vogel）曾在《邓小平时代》中披露，王瑞林对任何事关党和政府的要务，都避免做出自己的解释，王瑞林不添油加醋这一点对邓小平来说很重要——尽管他与邓小平悠久的关系使他更像是邓家的一员。
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之后卸任军委主席，由新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兼任军委主席，王瑞林在中国军队实际上扮演“监军”角色。1992年，他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不久晋升上将军衔，1995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直至2003年才正式退休。
其实不只是王瑞林，江泽民也在其卸任中共军委主席后，将他的秘书贾廷安安排在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主任，并于2005年晋升中将军衔，被认为是“代江监军”，挚肘接任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2007年12月，贾廷安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2011年6月晋升上将军衔。
理论上，在一个现代化的法治国家，所谓“监军”并不应该出现。而无论是中国政府内部，还是民间，都热衷于“监军”一说，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政治直至今天，仍然难脱“人治思维”的惯性。
从1919年中国五四革命之后，历史进程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如何实现中国政治、社会上的“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的标准之一，就是在政治上摒弃“人治”。
但是坦言，在中共掌握政权之后，这种“人治”的思维，仍然未能剔除。所谓“监军”，所谓“老人干政”，皆是这种思维的呈现。
再例如，在重庆的薄王（中共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及其重庆市原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在中共军界的郭伯雄、徐才厚，山西帮的令计划、刘铁男，他们“形成一个个或明或暗，或松散或紧密的‘帮派’‘团伙’”，也是这种封建“人治”思维在今天中国政坛的呈现。
不能否认，在特殊年代，“人治”有其天然优势。也不能否认，“精英政治”仍然有其竞争优势。但是，中国政治如果要迈向现代化，类似“监军”、“军师”等说法与认知，不应继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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