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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人物话当年:封从德回顾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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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二十周年,自由亚洲电台邀请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在今天的《六.四人物话当年》节目里,本台记者林坪采访了89年学生领袖之一封从德,回顾他在六.四事件前后的亲身经历,以及过去20年中国的民主进程。

封从德1989年在北京大学遥感所读研究生,学生运动中任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常委、北高联(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主席、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封从德回忆说,6月3号晚上,十点半过后,广场指挥部得到报告说,西长安街有人被开枪打死,

“当时我记得第一例被打死的好像是北师大的一个女生,然后陆续到凌晨1、2点钟枪声变得很大。但天安门广场那天晚上是暴风雨的中心点,所以天安门广场本身相对还是比较平静一些。从后来看到的资料,主要的屠杀是晚上十点以后,从西长安街一路是最惨烈的,当然还有好几条军队杀入到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的路,大概有5条路,但是最惨烈大概就是在西长安街。那天晚上,我就开始准备转移财务部,那是唯一一次真正把财务部撤离广场,因为当时看到人死了,很危险。然后我把广播站搬到纪念碑上。之后,大家一直在辩论到底是坚持还是撤。尤其是那四个绝食的知识分子,他们得到绍江同学的消息,绍江满身是血,从西长安街跑回说,西长安街杀人杀得很厉害,广场上的同学应该撤。这样他们开始到纪念碑三层的广播站来劝同学应该撤。凌晨四点的时候,广场上的灯全部黑了,后来有人分析说,这个可能是中共戒严部队行动的一个信号,灯黑了半个小时,4点半才重新打开。”

封从德回忆说,当时,侯德健跑来问他,可不可以去跟戒严部队谈判,让大家和平的撤离。

“我说,你可以代表你们个人去谈判,但是不能代表指挥部,因为指挥部并没有权力去宣布撤还是不撤,这个权力应该是在场的所有同学的,所以等侯德健过了十几分钟回来说,戒严部队同意,我们可以从东南角天亮之前,当时其实说的是7点,天亮之前我们和平的撤出去就保证没事。这个时候,在广播站的辩论就很激烈了,我看这种情况,军心已经动摇,我就在广播站里面主持了一个口头的表决,就让大家喊,要撤的喊撤离,要留的喊坚守,这样喊出来的声音,我的感觉一样大声,后来还拿到一盘当时的录音带,声音也一样大,但是我自己判断了一下,应该是想撤的人多,因为想撤的人不那么理直气壮,喊坚守的一定喊的声音很高,因为情绪高昂,如果声音一样大,肯定是喊撤的人多。另外,即使是一半一半,军队动手,有一半开始跑的话,其实人流会带着大家,弄得很混乱,说不定会有自己踩死自己同学的情况出现。我也很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因为中共会有摄像机,做宣传说,我们没杀人,是学生自己把自己踩死。第三个判断,这几千个学生,应该是中国以后民主化的火种,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应该保留着个火种。所以这三个判断加到一起,我当时很快的就宣布撤。”

封从德说,6月4号凌晨4点50分左右,学生们开始从天安门广场东南口撤离,

“绕过前门,回到长安街上,因为要穿过长安街才能回到海淀高校区。经过六部口的时候,坦克就冲了上来,当时有3、4辆坦克,就碾死了11个同学,还有很多受伤的。六部口的坦克碾死学生可能是89年最惨烈的一个场景,虽然死亡的人数不是最多,最多还是在之前的西长安街、木樨地、军事博物馆那些地方。此外,在五棵松也有零星的坦克压人。”

封从德说,6月4号深夜他和柴玲乘火车离开北京,在逃亡过程中,他和柴玲切断了跟家人、朋友的一切联系,随机搭乘交通工具,去往随机的地点,其间得到一群练功人士的帮助,90年4月经香港抵达法国,并于同年夏天到美国参加纪念六.四一周年的活动。封从德曾在89年5月收到美国波士顿大学遥感所5年博士全额奖学金通知书,此次赴美,他重获波士顿大学的奖学金,但他在逃亡过程中感悟传统文化的价值,同时又想有更多时间写关于89学运的备忘录,于是选择回到法国,弃理从文研究宗教,并与柴玲离婚。

封从德于2003年获得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科学博士学位,2005年到美国纽约“中国人权”工作,2008年辞职,现在旧金山湾区从事网络数据库工作。今年5月,封从德的新书《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在香港出版,此前他曾出版《回顾与反思》、《天安门之争》,并从2001年开始建立“六.四档案”网站。

回顾六.四,封从德认为,89年的学运组织缺乏理论、知识和实践的准备,缺乏经验,他写书、办网站,是想把前面的经验传给后面的人。封从德认为,中国民间没有遗忘六.四,只是不敢谈,没有地方谈,人们依然渴望了解真相,“像六.四档案这个网站,大部分还是从国内,绕过封锁跑上来看,每年有好几百万人(浏览),大部分也应该是年轻人。”

封从德认为,89年的天安门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自发的草根运动,但是遗憾的是,在运动后期,透过媒体,逐渐变成了明星的运动,到了海外,更成了领袖的运动。封从德认为,89年的运动不仅是民主运动,更是人们争取人格尊严、寻求社会公正的运动,这种基本精神并没有在国内被淡忘,反而通过各种维权运动,在今天的中国扎根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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