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历经劫难的中国，开始以强大的勇气与魄力迈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人喜欢用“波澜壮阔”形容这四十年历程。但是改革不能只关注成功与辉煌，当世界在谈论中国成就的时候，不应该忘记“摸着石头过河”中遇到的暗流与险礁，壮阔的风景是由一次次“波澜”而铸就。毋庸置疑，过去四十年，在中共治理之下，“冲击—反应”的历史模式仍然得以套用，一些历史事件——诸如六四，诸如中国国企改革，诸如薄熙来事件，都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当中国决策层直面这些事件时，他们得到了哪些震动？这些“争议事件”又给他们以后的改革决策带来哪些执政思维与模式的变化？当时间流逝，今天是否还有必要对于这些“争议事件”进行重新的定性？或者更为直白的疑问，习近平任期内，中共会出台一份“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基于此，选取中国改革开放40年当中发生的诸多“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争议性事件，立足当下，回顾过往，寄望于透过对这些争议事件的反思，捕捉中国“改革再出发”通关密码。
2012年3月5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重庆市长黄奇帆做政府工作报告（图源：Getty）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如果要讨论历史争议性事件，那么薄熙来事件必定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尽管事件从爆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六年，但它所留下的影响还远未清除。北京时间12月5日，中国重庆纪委监委官网再批多地在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方面存在问题，其中全面查删孙政才、薄熙来、王立军的相关信息。
从重庆市委书记到政治明星，再到政治野心家，薄熙来事件的发生打破了外界对于中国太平盛世、改革年代没有政治斗争这种假象的看法。剖析事件背后，它所牵扯到的权力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以及发展模式之争等问题，直至今天在中国国内都没有实现完全共识。
薄熙来事件之后，山头主义、团团伙伙、资产阶级政客、政治野心家等在此前二三十年没有被提及的政治名词，再一次出现在中共政治宣传中。某种意义上，今天中共要求党内的政治性，强化中央权威，正是在以薄熙来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倒逼和影响下产生的。可以说，薄熙来事件是中国改革开放年代迄今仍然饱受巨大争议的一起事件，它对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影响，可能远远没有结束，并将持续冲击着中共的改革思维。
薄熙来事件引发的“争论”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2012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做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后，薄熙来被宣布免去政治局委员职务。有分析表示，薄熙来案为中共反思文革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但该案引发的争议至今也依然存在。
薄熙来在中国政坛被认为是左翼的保守派，他是毛泽东之后力求模仿毛泽东极权治理的高层政治人物。薄熙来事件后，中国曾出现了相当广泛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围绕中国未来应该走怎样的道路。薄熙来在重庆时期的执政理念受到了很大的追捧，这对当时的胡温政权构成了挑战。
薄熙来落马前，他所留下的“思想遗毒”主要是在其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主政重庆之时，正是在重庆，喜欢标新立异的薄熙来开创了引发巨大社会争议的“唱红打黑”。薄熙来遭撤职后，以“乌有之乡”为首的中国一批左派网站也受到管制。
有评论称，薄熙来所倡导的唱红打黑说明中国存在‘极左’的思潮。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搞“唱红”，更是动用刑讯逼供的手段“打黑”，使得多人遭受打击，实际上已经是侵犯人权。尽管薄熙来问题在政治上得到了解决，但是这股社会思潮仍有残留，尤其是体制上的问题，更应该值得反思。
反观当下，中国近来爆发的重庆政审风波引发民众的躁动也透露出中共官方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掀起大陆民间对于政治风向“左转”的恐慌。这一现象的背后，也不无薄熙来阴影之下意识形态左转的隐忧。
从发展模式争议而言，平均主义的“分蛋糕”一直是薄熙来“重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的去职，意味着代表其治理重庆所奉行的高压专制以强化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遭到反对。反之，与薄熙来相对的广东发展模式，即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采取的深化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却受到中共的默许和鼓励。
“蛋糕论”的博弈也显示了中共高层内部在未来路线问题上的争论，未来的路线仅仅决定蛋糕怎样进行分配。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上任后，曾有两次提及“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再次验证了中共的道路走向。
2012年3月11日，薄熙来和汪洋在两会上（图源：Getty）
改革年代 中共内部仍存权力之争的现实
在外界看来，重庆模式的发展也危及到了中共的政权。包括习近平在内，中共官方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批驳薄熙来的政治野心。根据中共解释，“政治野心”即背着中共搞政治阴谋活动；搞破坏分裂中共政治勾当；搞非组织政治活动，破坏中共的团结统一；包装自己，找人抬轿子、吹喇叭，为个人营造声势。
从中共对薄熙来的定调中可以瞥见权力斗争的影子。这在薄熙来本人身上也曾有过验证，2011年面对香港媒体有关“重庆模式有否可能成为中国模式”的提问，薄熙来有所意识的回答：“你这个问题有陷阱啊，我要是回答你这个问题，会有人说我有野心。”中南海似乎早已嗅觉。
概而言之，薄熙来政治生命终结，主要原因之一挑战了中共的中央权威。薄熙来推崇的唱红打黑自开始就没有获得中共最高层的支持，他一意孤行带领重庆被认为挑战了中共内部潜规则。比如，他的政治理念与时任中共领导人胡锦涛的政治思想相悖。他极力争取民意实现政治目标的做法更是触动了中央的权威。
冲击：山头主义与中央权威
薄熙来落马的背后是山头主义的泛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中共官方定义的搞团团伙伙、阳奉阴违。如果说令计划的“山西帮”、周永康的“石油帮”是山头主义的代表，那么薄熙来事件则是这些山头主义被铲除的导火索。直到今天，中国多地仍在强调肃清山头主义的遗毒。
在清除山头主义同时，中共还在加强“中央权威”，确立习近平党内领袖的地位。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确立了习“核心”地位，让“党核心”一词重归政坛。十九大上，更是确立了“习思想”入党章，习近平也成为第三位将自己的名字冠到理论前的中共领袖。
习近平主政以来，其总体思路就是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民意难过长安街的政治弊端，进一步加强中共中央权威。中国在今年两会上完成修宪，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习近平新思想的权威地位，重庆今天全面查删薄熙来等人相关信息的背后也是在强调“中央权威”。
尽管薄熙来事件发生在重庆，但从全局来看，薄熙来带来的影响是全国性的。中共之所以要彻底清除“薄熙来遗毒”，并重塑树立中南海权威。惟其如此，才能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政令不通等种种历史残留问题，当然这也是中共正在推进的改革中所面对的问题。
正如在薄熙来唱红打黑期间被捕的律师李庄所言：“或许，仅仅是或许，他的贪腐数额不是国内最大的，但他对改革开放的摧残，对民主与法治的践踏，对民营经济的打击、对律师制度的伤害，对民众价值观的误导，对传统民族文化的颠覆……所犯下的罪行，比以往任何一个腐败官员都大”。
改革年代，中国还会不会有下一个薄熙来，动摇中国发展的根基，这个问题，是今天仍然摆在中南海决策层案头不可忽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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