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历经劫难的中国，开始以强大的勇气与魄力迈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人喜欢用“波澜壮阔”形容这四十年历程。但是改革不能只关注成功与辉煌，当世界在谈论中国成就的时候，不应该忘记“摸着石头过河”中遇到的暗流与险礁，壮阔的风景是由一次次“波澜”而铸就。毋庸置疑，过去四十年，在中共治理之下，“冲击—反应”的历史模式仍然得以套用，一些历史事件——诸如六四，诸如中国国企改革，诸如薄熙来事件，都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当中国决策层直面这些事件时，他们得到了哪些震动？这些“争议事件”又给他们以后的改革决策带来哪些执政思维与模式的变化？当时间流逝，今天是否还有必要对于这些“争议事件”进行重新的定性？或者更为直白的疑问，习近平任期内，中共会出台一份“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基于此，选取中国改革开放40年当中发生的诸多“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争议性事件，立足当下，回顾过往，寄望于透过对这些争议事件的反思，捕捉中国“改革再出发”通关密码。
中国改革开放40年诸多争议之中，“八老治国”，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老人干政”便是其中之一。
20世纪80年代的中共新老交替中，革命元老们 “扶上马，送一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所谓“八老治国”以及中顾委这样的“老人”机构。在特殊时期，“元老政治”对于中共领导层的平稳过渡有其必要性，不过由于缺乏制度性的渠道，以及曾经发生诸如胡耀邦 “裸常”等事件，落下了“老人干政”的口实。
老人已去，但“老人”仍在。所以老人与政治之间，注定还将是中共政治的一道待解之题。摆脱人治，让从封建中走来的中国政治更具有“现代性”，就是“后老人时代”的重要课题。
1 “八老议政”与“老人干政”的一体两面
20世纪80年代，海内外广泛流传着中共“八老”、“八老议政”、“八老治国”等名词。所谓“八老”的说法大约成型自1980年代初，确定于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后。
1982年，为了解决中共党内的新老交替的问题，中共十二大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简称中顾委），邓小平出任中顾委主任。
邓小平借此结束毛泽东时代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终身制，推进了“干部年轻化”。但同时，也缔造了中共政坛上的另一个名词——元老政治。
当时，真正掌管中共中央权力的，只有邓小平、陈云、杨尚昆、彭真、王震等中共元老。这是所谓中共“八大元老”产生的历史背景。
中共十二大设立中顾委，是“元老政治”产生的背景，但同时也拉开了结束领导人终生制的序幕（图源：多维记者/摄）
中共“八大元老”并非正式的称谓，其最早见于香港媒体，具体人物也各有不同，以下为两种比较常见的讲法：一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杨尚昆、邓颖超、薄一波、王震；二是邓小平、陈云、彭真、杨尚昆、薄一波、宋任穷、万里、习仲勋。
名单差异，只是权力的变化和阶段性差异，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那个时期政坛特别景象——“元老政治”
一方面，在特殊时期，这对于中共领导层的平稳过渡有其必要性。
另一方，由于缺乏制度性的渠道，以及后来发生诸如胡耀邦成为“裸常”的事情，落下了“老人干政”的口实。
1980年代起至1990年代，“八大元老”拥有凌驾于中共最高决策层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上的权力，甚至接连罢免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任中共总书记。
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在卸任之后也有“干政”的情况。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把总书记位置让给胡锦涛，随后的中国两会又将国家主席位置交出，但他仍然继续掌握军权，担任中共军委主席两年之久，延续所谓“扶上马、送一程”。江泽民的“送一程”一直被外界诟病为是典型的“老人干政”。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并未延续惯例继续掌控军权，将手中权杖全部交到习近平手中，获赞“高风亮节”，“老人干政”在过去6年多时间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2 摆脱人治，现代化应有之义
“在中国尊重长辈， 尊重老长官的传统中共之前早已有之。老人政治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美国俄亥俄州（State of Ohio）政治学教授冉伯恭曾经如此评价中共的“元老政治”。
诚然，“元老政治”，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有其可以理解之处，不仅因为中国有着悠久的尊老传统，而且政治老人确实在经验、阅历上更丰富，会对后辈有所建议，关键时刻可以起到“压舱石”的作用。
改革开放到今天，最为重要的命题便是摆脱人治色彩（图源：Reuters）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元老政治”确实有其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推动国家朝向执政现代化和法治而言的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而言，他们需要以更现代更法治来回应时代，也许他们可以接受“政治老人提出意见”，但是绝对不应该再有“老人干政”现象的出现。
所以，中共十九大期间可能还会出现元老们的身影，但是他们更多的是象征中共的团结和尊老，而非对政治大势的影响。
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之冠以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之谓，并被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不同于以往“四个现代化”着重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注重器物层面，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第五个现代化”指向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其中最核心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当时曾指出，“第五个现代化”的主张至少包括两个维度：第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第二，执政者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前者主要指赖以完成国家治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设计，在思维和精神上要有现代属性；后者又可以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进行细分，要求执政者不仅要建立现代思维，还要有现代的、与时俱进的手段和措施。
摆脱人治色彩，让中共的执政更加制度化，尤其是法治化，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命题。但中共十九大之后，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在海内外激起了极大关注和争议，有相当多评论将此一修宪动作与“复辟帝制”、“黄袍加身”相连结，认为习近平是不是要搞“终身制”乃至“当皇帝”。这些，当然难逃人治色彩的质疑。
在世人担忧“终身制”之余，一个与修宪同时推出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虽然相较前者的热闹、劲爆比较“沉闷”，也被很多人无意识的忽视，但这许能激起更为深远的历史回响，这就是制度层面的设计和改革。曾指出，将这一切连结起来，再看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就不能只想到“复辟帝制”那么简单，也应看到他身上极为重要的现代性，和他正在兑现的“第五个现代化”。
历史的脚步从来不会停滞不前，就如同“八老议政”成为历史，“老人干政”退出历史舞台，复杂的中国以及复杂的中国政治，人治色彩总会不时出现在中国现代化的演进之中，但无法改变的是中国政治更加现代趋势，这种趋势便是人治色彩的淡化，制度性和法治化的彰显。
如何摆脱人治，让从封建中走来的中国政治更具有“现代性”，无疑是“后老人政治”时代的今天的重要课题。
这也是今天中国改革的一部分，但是坦言，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完成这个改革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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