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香港城市里的亲民主人士来说，有种迷思正在让他们难下心头，自2014年那场声势浩大的占领城市商业区的示威运动过后，政治上的任何一种单一议题，目前已经再无法号召数量可观的香港人走出家门，有心力地参与到相关于此的社会运动中了。
行政长官该如何普选的问题，在香港这座城市曾引发了一场以占领街道为方略的盛大公民运动，公众燃热的情绪还一度带来了所谓“雨伞一代”的新生政治力量（图源：Reuters）
称之为迷思，因为香港之下的泛民主派群体已然思考错了方向，在通常被简述为政治疲软期的香港当下，其背后本质并不是所谓哪种单一政治议题已然没有了号召力，而事实上，只是这一群体提出的单一议题没有了号召力。
无论单一议题指向为何，只要它能有效触动一个社会的情绪，其余的民怨自然会追随焚起，这也即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人物毛泽东当初之所以强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因。若然此类政治催化剂引不起反应，则只能说明一点：这议题无效！导致法国当下狼狈不堪的“黄背心”运动，就是在单一议题的号召下，迅速做到了“大火燎原”——这是对香港泛民的一个提醒，更是对香港行政官方的一种警讯。
的确，近年来的香港社会确已逐渐对社会运动感到疲惫，但这并不是这座独到的城市可能接下来会停止推进社会运动的虚无主义迹象。作为港式民主运动的领头羊，香港本土的政治人物们眼下或许已经、甚至本就应该时刻保持敏感，准确判断社会的发展阶段，以应时应势调整战略，这才是他们作为城市民主具象的一种使命。
回到“占领中环”的时间节点，这场令香港人意象深刻的社会运动，前期正是着眼于单一议题的发挥，争取城市领导人和立法工作者的民主普选议题之所以能广泛号召香港人，原因即在于它将社会的关注点都集中到了政制议题上，期望以此为基点，可以推动这座城市的整体变革。
而“占领中环”过后，香港接连发生的连串风波，诸如几名亵渎立法会誓词的议员等来的是经过北京释法后的本地司法判决、一些曾经叫喊过“香港独立”的政治人士开始在进入议事场合的门槛中被阻拦、甚至有一些分离主义组织被取缔……这些事件都不再能号召香港民众上街。
是因为香港这座城市的政治时间轴上的阶段发生变化了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肯定。事实上，740万的香港人里，很多人已经越来越觉得，诸如此类的抵抗路径正在愈发行不通。对于泛民而言，情势至此，一个政治领袖该思考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找出一件更轰动的政治事件来“再兴东风”，而是要思考普罗大众当下最关心的议题到底是什么？再乘着这股民间情势，尽可能在于己可算被吹袭“政治冷风”的当下，继续推动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愿景。
当然，要准确判断这种政治时风，对任何一位政治人物来说，都不容易，这既考验着香港的为政者们对于城市政治微气候的掌握程度，更试炼他们对中国之下的中港政治大气候的认知水准。
本土域内的政治微气候其实很容易判断，关键是香港的从政者们当下有没有接受环境改变的勇气与智慧。但观察下来，尽管香港的非建制力量整体都在抱怨，今时今日的香港就是专属于他们的“政治寒冬”，但作为行动回馈，原来代表着香港民主运动中坚力量的温和、中性泛民族群正在对政治议题表现得愈发疲劳，逐渐沉默的他们正在滑出公众视线之外，而激进泛民和香港本土自决两系又互为不满，不断暗中较量，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自然是以政治争议为单一议题的香港民主运动，再也得不到社会主流的支持。
荧光黄色的安全背心正在成为法国人对国内燃料价格、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公等问题的强烈抗议的最新政治代名词（图源：VCG）
通常而言，正常的思维逻辑范式是“穷则变，变则通”，那么，当政治之路行不通时，民生之路又是否可行呢？事实上，香港社会大众因为长期受到扭曲的资本操控与阶级分化压制，早已积累了沉重民怨。过往，如时间固定的港式“七一大游行”之所以每每总能号召群众，其表因虽是关乎政治的，底因则是基于民生的。
现时，香港的政治议题总是达不到引燃导线的温热，这提示了本地的那些政治领袖接下来就应该好好思考，如何才能运用社会民生议题作为社会变革的导火线？可惜的是，他们长期沉湎于操作政治争议，当突然要变向时，则既惧怕被指摘为背弃民主，也不懂得如何操作民生议题，这就是既缺勇气，也欠智慧。
而之所以说政治大气候较难判断，始终是基于香港的政治领袖们到今依旧视野偏狭，对于世界上正在翻卷的国际政治风云，往往一概懵然不知。
自全球金融从上一轮灾难性“海啸危机”中恢复生机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各地备受挑战，传统的“不干预”、甚至是优待市场资本的政策，在世界各地均引起了强烈反弹。代表了传统政治精英形象的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从上任之初，就被扣上“富人的总统”的帽子，如今更是几乎深陷万劫不复的国内政治困境。世界各地均在热议，当一个政府在调配社会资源的角色时，该如何找寻到一种真正可靠的“积极有为”，才能真正回应社会大众的诉求，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但这些大气候的变动，始终像与香港毫无关连。
正因于此，香港的贫穷人口屡创新高、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现象愈趋极端、普通香港人为了一栋空间还算舒适的住房需要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香港政府仍在关乎土地分配和劳资利益等领域的决策中向商界及特权力量低头并导致了多数民生事务的议而不决……但这些，都没能被香港的泛民主派或社运领袖们充分有效利用，更遑论期待这些香港的民主势力能借助这些议题，令这城市在世界的大反省思潮中，与全球再一次匹配、通联。
现在看来，如此的期待，非香港泛民的能力所及之事。纵使这些议题偶尔会出现在香港的游行示威之中，却一直只能沦为不显眼的议题“小配菜”。这城市社会精英的主张不能与大众的脉搏保持一致，只顾孤芳自赏，甚至责怪民众的冷漠是违背理想、放弃民主的犬儒怯懦，这注定是当下部分泛民主派中人最大的“从政者失格”。
论及香港的泛民主派人士普遍因何，始终不能转换角度思考问题，答案似乎带有悲观与失落的一抹色彩。长期以来，香港的民主团体普遍都带有一种难治的沉疴，那就是他们摆脱不了新自由主义的桎梏，意识形态的顽固壁垒，导致了他们只知群众政治民主、政治自由，却轻视了群众经济民主、经济自由的重要性。
难以想象的是，这些在外人看来或早已具备了资深从政经验、或深受高等教育和丰富政治学资料培训的香港民主派人士，内部中竟还有大部分人到今仍在相信“只要争取到全民选举，就可以根治香港一系列的问题”的政治学常识性误区。令人失望的是，香港的泛民主派在长期追逐“西方普世价值”的过程中，的确忘掉了民生才是最大的政治，他们真的丢下了从政的初心。
这一点足以致命。香港泛民在不断追逐政治幻想中的“空中楼阁”的过程中，迟早会把自己与普罗大众的距离愈拉愈远，并最终导致他们“敌视”民众——就像现在香港的政治现实一样——这只会让他们在迷思环绕之间，切割了自身的政治生命线。
香港的城市政府长久以来在制定决策和完成重要民生项目上的能力疲弱，导致了它总是成为各式游行活动中最受谴责的议题（图源：Reuters）
当民心思变，希望集中精力到经济议题上，香港泛民却一再迷恋以“政治斗争为纲”的信仰，甚至把社会大众的福祉也与政治斗争混为一谈。
远的不说，近来不断阻挠香港政府推动大规模填海工程的那些政党政团，通观下来，实质上他们始终也拿不出足以说服人心的反对填海理据，反而只顾炒作政治纷争甚至跑到各种公开场用抗议口号吵闹，一再的政治喧闹过后只会让人们觉得，他们才是最漠视香港社会长远用地需要的人，这就无形中给予了普罗大众视他们“为反而反”的负面观感。日积月累下，香港的大批中间选民、特别是支撑着整个港式民主运动的那些主流选民，就注定会与他们愈疏愈远，这样的民主派，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前景可言的。
自由主义话语体系下，那放到位置最高的“民主、自由”固然十分重要，也没有人会认为追求、捍卫民主自由有何过错。但当下，恐怕香港人至为关心的课题，可能先是“公平、正义”，其次才会是“民主、自由”。城市的社会领袖若然不能有效回应这种民心思变，那香港终难有什么进步可言。
一如“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为了四年前的雨伞运动“无悔地饮下的那一杯苦”，但如今，“占中”案件庭审之外的社会冷感画面，则折射了这城市的大众主流并没有因其受到多少感动，他及另外八名组织者面前可见的牢狱之灾，到头来只能算是“白饮的一杯苦”。香港人现在更想问的是，不能改变社会的社会运动，当初它的到来，又有何意义？
以上的论述，都是对香港的泛民主派的一点善意建议，这同时可转译为城市官方接下来需要的一些关注之处。香港的泛民主派在这数年来，一直不能重新点燃民间社运的火把，问题在于他们对于政治路径的思考出现了一些根本性错误，但接下来，若然他们能重新正确认识问题，把香港社运的主调重置在民生议题之上，那将对香港政府的管治构成一大危机，因为它将彻底曝露这个半自治城市里太多公务员的管治无能、尸位素餐。
香港人看在眼里的是，香港政府在占领运动过后，到今其实一直未有真正就社会不公、不义，推动过任何结构性的改革，城市中下阶层的生活质素这四年来，不但未有改善，反而持续恶化。香港政府的那些主事官员过往以来，仍在不断于“民怨火药库”中堆积“爆炸品”，只要民间的社运领袖找对了“导火线”，便很可能得到跨越香港“黄蓝”政治光谱的广泛社会支持，其引爆的政治能量，恐怕到时候只会远比雨伞运动影响更大。民生才是最大的政治，也是香港政府的官员们必须时刻谨记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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