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接到“留学”调令
我去香港工作其实非常突然。1984年10月底的一天晚上，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馨把市委副书记兼市长钟伯熙、我（时任杭州市委副书记），还有副书记许行贯和杨招棣、副市长顾维良等同志一起留了下来。厉书记说：“给大家讲一件事情，中央组织部要调浚生同志去香港，负责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宣传工作。”听到这话，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也不大情愿，因为担任副书记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对杭州市委的工作已经逐渐熟悉了，工作很顺手，同志间相处也很愉快。我找到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同志，他对我说：“中央来调人，我们不能不放。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你到香港工作一段时间也有好处，那里挺锻炼人的。我同中央组织部商量过了，只借调两年，你去香港‘留学’两年，之后再回来。”
这样，从1984年11月底，我就开始做去香港“留学”的各种准备，正式接到通知是1985年6月中旬，7月就到了香港。岂知，这一“留学”，竟是13年。
布局在港“舆论阵地”
到了香港之后，我先被任命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宣传部副部长，接下来又于1986年2月被任命为香港分社宣传部部长。当时，香港分社是我中央政府在香港的代表机构。香港分社宣传部机构不大，有20多人。在香港，我们自己有五家报纸：《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香港商报》《晶报》，下面还有“三、中、商总管理处”，管理“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家出版社在香港的分支机构等。
那时，我们在港工作的情况与在内地完全不同，即使在我们领导的这些部门，也不能用内地的方式开展工作，所以活动范围很小，只能慢慢适应。当时的宣传部部长是杨奇，他还兼任分社的秘书长。他是“老香港”，过去乔冠华和夏衍在香港分社时，他就已经在港工作，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工作水平也很高，同香港新闻界人士联系密切。为了让我尽快熟悉情况开展工作，杨奇带我去拜会香港新闻界的人士，这对我帮助很大。那段时间，我每天看各种各样的报纸，包括专栏文章，边看边做笔记，通过这些逐渐了解香港。大概过了半年多，对情况熟悉起来，对在港工作的重要性也加深了认识。
我到香港之前，《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正式生效，中国政府也正式开始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但英国对于把香港归还给中国并不甘心，还是想尽一切可能去保留他们在香港的利益和影响，为此提出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搞什么“还政于民”，打“民意牌”，干扰和影响我基本法的起草。为此舆论斗争很激烈。
张浚生在“认识基本法”活动周上发表讲话。
为了引导舆论，我们宣传部设立了舆论处，及时分析研究舆论动向，撰写文章在《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商报》等以专论或来论的形式发表，为此还请了两位资深专家坐镇：一位是周毅之，原《人民日报》驻香港首席记者、傅作义女婿，另一位是从广东调来的社科院的研究员施汉荣。
广交朋友连轴转，被笑称“张五场”
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期，我们在香港工作总的是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证香港顺利回归、平稳过渡。具体工作包括：宣传中央政府对港基本方针政策，起草基本法；与可能干扰香港繁荣稳定影响平稳过渡的活动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推动香港同胞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将来治港建港培养人才；加强香港与内地的联系，为内地的经济建设做贡献等。
为此，我们在香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广泛联系和团结香港各界人士。为了让香港市民更多地了解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也了解我们这些内地去的官员，我们尽可能多去参加当地的活动，以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
有一次，我翻阅当年秘书记录我每天活动的本子，1996年11月22日的活动安排是：
一、上午社长办公会议；
二、14:00会见前港督尤德的夫人；
三、14:30听取《香港沧桑》摄制组汇报；
四、16:30出席钱迪励画展，主礼；
五、18:00出席挪威画家画展，主礼；
六、20:00出席香港建筑师学会餐舞会。
第二天，即1996年11月23日的安排是这样的：
一、上午9:30 —10:30会见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怀特；
二、11:30离开分社赴清远，中午在车上吃个汉堡；
三、14:30抵清远，出席由曹金霖先生捐建的曹金霖学校落成庆典；
四、16:00左右结束后赴韶关，20:00抵韶关，23:00 看望霍英东先生，此时英东杯少年足球赛在韶关举行， 霍先生正在韶关。
这样的情况是常态，一般每天下午、晚上都要安排三四场活动。有时候从中午12:00开始，超过五六场的活动也有。香港大学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有些朋友因此笑称我是“张五场”。
通过参加各种活动，我在香港确实交了许多朋友。既有各界的知名人士，也有普通的香港市民，他们的言行、处世态度，尤其是他们的爱国情怀常常让我十分感动。香港很多有成就的人，特别是一些商界精英，出身都很苦，也没有什么家底，都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如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曾宪梓、田家炳等。他们既奋斗成功了，又非常爱国，用实际行动支持祖国内地的发展。
邵逸夫先生对我说：你说过要陪我走完全程的
我到香港不久就认识了邵逸夫先生。邵先生人非常好，对我也很爱护，有什么活动经常邀我参加。1986年，浙江省省长薛驹到香港后前往拜访邵先生。邵先生请薛驹在半岛酒店吃饭，并请我作陪。那一天邵先生到得比较早，就先和我聊了起来。我们说起香港回归，他还跟我开玩笑说：“到1997年我快90岁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那一天呢。”我说：“您身体这么好，肯定没问题。”
邵先生以实际行动支持内地，特别是斥巨资支持内地教育。1985年，他找到香港分社副社长李储文，主动提出想为国家做点事，支持内地教育，并拿出1000万元人民币，作为支持内地教育的第一笔捐款，后来浙江大学用这笔钱盖了一座“邵逸夫科学馆”。此后，他每年捐人民币一个亿，支持内地的教育事业。到1992年，又改为每年捐两个亿。此外，他对内地的赈灾、文化、卫生事业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后来，他又筹集了上百亿元人民币，成立了邵逸夫科学基金，颁发邵逸夫科学奖。他设科学奖的目的是要弥补诺贝尔奖的不足，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他设数学奖；在诺贝尔奖中，天文方面是和物理放在一起的，他就专设了天文学奖……奖项不只是面对内地，而是面向全世界；每一个项目的奖金额与诺贝尔奖基本一样，每年颁发一次。为了凑足这100个亿，他卖掉了清水湾的一块地。2007年5月，我到香港去看他时，邵先生告诉我，他正准备把捐助的重点转向医院，要在全国捐建一批医院，大、中、小都有。他捐建的第一个医院就是浙江大学的邵逸夫医院。
对于邵先生的每次捐款活动，我们香港分社都积极支持和参与。此外，他的无线电视台有赛马等商业活动时，也都请我去参加；他到内地访问、旅游时，我也经常去陪他，不过因为工作忙，每次都只能陪他一段，中途我总是有事得先回香港。后来他有意见了，说：“你老是陪我一半就回去了。”我向他保证说：“现在太忙，实在陪不了您那么长时间，1997年以后，一定陪您全程。”但我食言了。香港回归后，1997年8、9月份，邵先生去内地访问，我又安排不出时间，只能陪一段。他就说：“你说过要陪我走完全程的，怎么又只陪我一段？”他80多岁的时候听到过的话，到90多岁还记得牢牢的。后来几次他回内地，我终于有机会全程陪他，算是了了一桩心愿。
一首歌“卖”了18万
在香港分社时，文体工作由我分管。每当在港歌星开演唱会，如徐小凤、张学友、张国荣、刘德华、黎明、梅艳芳、郭富城、林子祥等，演出公司都会来请我们出席。每次去我都会给他们送花篮，并到后台去看望。
有一次，我去港丽酒店参加香港明星的一场慈善募捐演出。演出中以点歌的形式筹款，请出一个演员上台，点他唱歌，老板愿意出多少钱自己报，所得到的钱都捐给慈善机构。进行中，主持人突然说：“请张副社长上来唱首歌，好不好？”下面立刻鼓掌叫好。然后他就请在场的朋友报自己的捐款数目，按惯例一般台下有一个人举手捐款就唱了。结果我这次下面好多人回应，这个说：“我2万！”那个说：“我3万！”最后一直叫到15万。我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下唱过歌，见他们那么热情，又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互动机会，就硬着头皮上去了，下面拼命鼓掌。我选了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她高兴极了。等我唱的时候，所有的演员都走上台来和我一起唱，有的还搂着我，又唱又跳，气氛非常“火爆”。下来以后，梅艳芳又说，她再加3万，这样一共是18万元港币。后来，当地记者在有关这次慈善演出的报道中，把我唱歌的事也大大“渲染”了一番。一时间，“张浚生一首歌卖了18万”在香港广为流传。
香港的演艺界人士很爱国，尽管他们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但是从他们的日常言行中能看得出来。我们许多庆典、捐款救灾义演等，他们都踊跃参加。1991年华东水灾，香港演艺界为此举行了一整天演唱赈灾活动，筹得1亿多港币赈灾款。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过程中，他们都做了很多工作。明星的“粉丝”众多，每次演出结束后，他们都会守在剧场门口等待偶像的出现。我出来时，他们见到我也会喊：“张副社长！张副社长！”我去看望明星，“粉丝”们也会觉得我和他们有共同语言，彼此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离开香港多年后，我和香港演艺界还经常联系。那年，张学友在台湾地区演出时，我正在那里访问，他特别邀请我出席；我们在杭州搞微笑行动、慈善医院等筹款晚会，他也专程前来支持。
说到唱歌，还有一件趣事。那次，港岛区内社团要组织一次演出为慈善机构捐款，因为我一首歌唱出18万的事“名声在外”，他们就托人约我也去唱一首，并且指定要唱电视连续剧《渴望》的主题歌。我的歌唱得其实并不好，但我把这当成工作，必须答应。为此我夫人特意去买了毛阿敏的磁带，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时，我就关起门来照着磁带练习。就这样，“夜半歌声”练了一个星期，就去唱了。这次活动，他们一共筹集了100多万元港币。
针锋相对、斗智斗勇，一切为了香港顺利回归
我在港工作期间先后经历了三任港督。第一任是尤德，1986年他突然病故，我和他没有直接交往；第二任是卫奕信，1992年离任；第三任是彭定康。我和他们两位都直接打过交道。接触过程中我发现，卫奕信在执行英国政府政策的过程中尽管和我们也有许多争论，但总的来说比较务实，愿意通过协商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也在香港回归过程中办过不少实事。而末代港督彭定康的旧殖民主义思想很重，到香港工作后挑起过很多矛盾。从我们方面来说，为了实现香港的顺利回归、平稳过渡，希望与英方坦诚合作，但彭定康不愿这样做。
在我印象中，彭定康是一个典型的政客。初来香港的时候，他没有遵循港督履新时身着三军司令制服的惯例，而是穿着西装。他是想通过这个细节“作秀”，给香港市民一个平民化的好印象，以笼络民心。
1992年10月，彭定康在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他的政改方案，并向社会公布。这一方案的要害，钱其琛同志将其概括为“三违反，一挑战”，即“明显地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有关规定和精神，违反了英方关于要使香港政制发展同基本法衔接的承诺，违反了中英双方已达成的有关谅解和协议。港英当局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合作的挑战”。
此前，我们已经知道彭定康在其施政报告里面将要提出这一政改方案。1992年9月18日，香港分社周南社长为彭定康举行接风晚宴，我陪同。晚宴前，我们原本想和他沟通一下关于施政报告中政改方案的事，可他答复说还没有考虑好，不愿和我们讨论。
10月7日上午，港英政府通知我们，彭定康下午将作施政报告，并要我们上午去取报告。结果，当香港分社副社长王品清如约去取时，英方却告知还没有印好。无信吗！其实，此时在北京，英国驻华大使馆已经把该报告的中英文文本递交我外交部。这对港英方面而言真是极大的讽刺。
进入过渡期后有个惯例：港督作完施政报告以后要去一趟北京，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交换意见。彭定康去北京那天，我代表香港分社去送他。由于彭定康固执己见，他此行在北京不仅没有谈成什么，反而把关系搞得相当紧张。尽管如此，他回来的时候，我还是去机场接他。
到了贵宾室以后，他坐也没坐就对我下了“逐客令”，说：“谢谢你来迎接我，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一听就警觉起来。港督出访或者回来，通常会在机场安排一次简单的采访。之前我注意到这一次在出口处没有记者，这就有些反常。我再朝周围看看，发现原来在另外一个地方安排了接受记者采访的场所。我估计他想把我支走，然后再从贵宾室出去见记者，不让我在场。
那天，我恰好在香港大会堂有个酒会必须参加。香港的新闻媒体反应非常快，尤其是像彭定康访问北京这样的敏感话题，谁都想抢在最先报道出去。在反应速度上，电台最有优势，因此我推断彭定康的讲话马上就会播出，于是到了停车场后我先没有下车，而是让司机把收音机打开听广播。果然，在香港电台新闻中，正在播彭定康在机场对记者的讲话，他把这次去北京访问没达成谅解的责任完全推到中方身上。我听后就下车直奔大会堂，有很多记者在酒会现场，他们也听到了彭定康的讲话。我抓住机会，立刻在现场向记者发表讲话，从中方角度讲清事实真相。这也是我在香港舆论界第一次公开对彭定康的讲话进行针锋相对的回应。
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最关键之处就是要把基本法确定的一套选举办法改掉，把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产生的办法和有关规定改掉，这违背了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违背了中英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达成的协议，因此不仅遭到我们的批评和反对，香港各界包括香港媒体也发表了大量批评意见，就连在英国国内也遭到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一些开明人士反对，认为他在香港问题上走得太远，并都在各种场合对他提出了批评。英国工商贸易大臣也曾公开表示对他的不满，为了改善中英贸易关系，该大臣还专程出访北京。
回归1000天倒计时
香港回归的庆典是举国欢庆、世界瞩目的大事。1996年，中央就香港回归交接仪式及特区政府成立庆典成立了筹备委员会，上面还设立了领导小组。我代表香港分社参加筹委会并任副主任，同时香港分社也相应地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由我任组长，朱育诚副社长、袁鹏雁秘书长担任副组长。香港分社的工作，除了要配合做好安全保卫、宣传舆论、预订住房、赠送礼品等之外，庆典会场的选址、布置等也要由我们直接具体负责，此外还要统筹香港各界组织的活动。
1994年4月，我搞了个“发明创造”，提出在香港搞一个1000天倒计时活动。那时，按照小平同志“另起炉灶”的指示，很多筹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搞倒时计1000天的活动，是想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我们自己对回归工作要有紧迫感；二是要给彭定康施加压力，和他打个心理战。这个想法得到支持，国务院港澳办在他们办公楼的大门口竖起了回归1000天倒计时牌，深圳等地也竖起了这样的牌子。香港分社宣传部的同志还提议，在《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这些报纸刊头的地方辟出一小块，从1000天开始刊登，“今天距离香港回归还有1000天”，第二天就是“今天距离香港回归还有999天”，天天登，一直登到回归那一天，也就是1997年7月1日为止。
这件事反响很好，全国不少地方都立起了这样的牌子。全国政协委员、香港钟表商李秀恒先生还特意为此开发了“回归倒计时钟”，每天都显示距离香港回归还有多少天，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细节里有大政治
香港回归日期是1997年7月1日。因此，6月30日和7月1日之交的00:00，是划分回归前后的时间节点。为此，有许多交接活动要经过双方反复协商，只有把工作做细，才能做到万无一失。例如，关于升旗和降旗的时间，我们的旗什么时候升上去、英方的旗什么时候降下来；再如，关于解放军何时进驻，以及抵达军营后的交接和升降旗仪式等，许多细节背后都有主权象征的意义，政治性很强，必须高度认真、细致为之。
在这些细节中，有关交接仪式和特区政府成立庆典会场的选择是由我具体负责的。为了挑选合适的会场，那些日子我在香港到处跑。会场要在室内，地方要足够大，还要庄严。那时香港文化中心已经建起来了，场地尚可，但是面积不够；红磡体育馆，面积足够，但没有现成的主席台。后来有人告诉我，香港会展中心二期有很大的会场，预计作展览、会议之用，主要由郑裕彤先生的公司投资，当时还在建设中。我们看到图纸后，觉得面积够，也比较庄严，就和郑裕彤先生商定在那儿举行活动。
为了了解工程进度，我每隔半个月就会到现场去。1997年4月初的一天，我到现场一看，大吃一惊：顶都没有盖好！这可把我急坏了，赶紧去找郑先生，我说：“为交接仪式的场地问题，我们与英方争论了很长时间，最后才选定了你们的会展中心，他们也同意了。现在时间只剩下两个多月，如果不能及时盖好，到时用不上就是大问题了。”郑先生说：“放心没有问题，一定按期完成。”交流中我得知，原来建筑进度上不去是承包公司出了问题。总承包的是一家英国公司，他们又分包给菲律宾的一家公司，可菲律宾公司做到一半倒闭破产了，工程因此延误。最后我和郑先生敲定，他6月2日验收工程，6月12日交给我们。
会场的布置也是一件大事，要非常仔细，墙面颜色、地毯样式、牌子怎么做、会场内的各种放置……都要筹委会讨论通过。仔细到什么程度？比如，进入大厅以后，上到主席台的阶梯，每一个台阶多高都要经过仔细斟酌。
当时，在观看准备工作的汇报录像时，曾庆红同志发现了一个问题：预备的国旗和香港特区的区旗一样大。在交接仪式上，英国国旗和中国国旗一样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特区政府成立庆典时，特区的区旗和国旗一样大，这可不行。于是赶紧调换。但是，这些旗帜都是有固定规格的。原来准备的都是一号旗，于是就拿来一面二号旗，可二号旗又太显小，与国旗放在一起视觉效果不理想。后来定制了特殊规格的特区区旗，比一号旗略小，比二号旗略大。
还有一个细节，如果仔细看交接仪式的电视转播就会发现，在交接之前，会场一边的两根旗杆上，一面英国国旗和一面港英政府的旗帜，都是下垂着的；在交接之后，会场另外一边，当我们的国旗和特区政府的区旗升上去后，却是飘扬的，这是为什么呢？交接仪式是在室内举行的，没有风，事先我们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就在旗杆上安装了一个带马达的小风扇，所以旗帜升上去以后能够“飘”起来了。这也是在筹委会上讨论发现问题后，想办法解决的。
6月30日那天晚上，我最多就睡了一个小时。7月1日凌晨，当我听到江泽民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和宣誓仪式上的讲话，当我见到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冉冉升起，振奋之余，感觉自己在香港的13年，有幸参与了回归最后阶段的工作，总算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尽了一份力量。
我们在香港工作期间，有一句话会经常挂在口头：如何将小平同志对处理香港回归问题的指示全面准确理解非常重要。我从香港回来时写了一首诗：
香江风雨十三春，夙兴夜寐历艰辛。
喜迎珠还欣归去，不辱使命赖指针。
此处所谓指针，也就是小平同志有关处理香港问题的指示。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