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制与君主制的争议，本身并不会推动历史的发展。只哲学家气质的人才会为了支持共和制而支持共和制，为了支持君主制而支持君主制。古罗马人向来以务实著称，他们必是因为有更具体的争议，才会兵戎相见。
一、导火索，法理问题，“元老院最终劝告”的合法性古罗马有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元老院最终劝告”则是其中的“漏洞”。此为戒严令。一旦宣布，元老院即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
凯撒在掌握兵权之前，势单力孤的时候，就公开认为这是不合法的。
等到后来，元老院因为获得了庞培的支持，所以通过决议，要求凯撒立刻交出兵权。凯撒派的护民官行使否决权，导致此类议案根本不可能通过。于是元老院宣布“元老院最终劝告”，凯撒派的护民官逃往凯撒兵营。
凯撒起兵的理由之一，就是指责元老院践踏了护民官的权利。
讨论：这是与当代现实对应最少的争议。因为它是法理问题，而元老院在法理上并无当代的对照物。但由于它是凯撒起兵的直接原因，所以我把它放在第一条来讨论。
对此争议的是非，我的认识是：“元老院最终劝告”的本意是镇压“迫在眉睫”的叛乱，虽然突破常规，但也无所谓不可。例如林肯就曾中止过“人身保护令”。
但是，元老院在法理上是“建议机构”，这从“元老院最终劝告”一词本身的字面含义就很明确。元老院只是因为能够操纵民主程序，才能在实际上掌握古罗马政权的大部分权力。一个建议机构通过合法程序来掌权，也无所谓不可；但一个建议机构打破程序，直接揽权，就有问题了。
而最糟糕的，还不是此前的历次“元老院最终劝告”，而是针对凯撒的那次“元老院最终劝告”。凯撒远在高卢，并无发动叛乱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元老院不是因为害怕凯撒才发出“元老院最终劝告”的，元老院是因为获得了庞培的支持，觉得拿下他们一直嫉恨的凯撒不成问题，才发出“元老院最终劝告”的。
注1：庞培原来曾支持凯撒。
注2：元老院成员是终身制，是由某种论资排辈的方式入选的，与当代民主政治并无法理上类似对照物。
二、农地法平民派（包括凯撒）与贵族派（元老院派）最大的实质性争议，就是“农地法”。
古罗马政权掌握着大量土地，其中最直观的是，迦太基被罗马所灭，变成了一大片空地。而古罗马的贫富分化又很严重，其中最直观的是，由于古罗马的兵制一开始依托于私人财产，元老院甚至一度降低服役的财产标准，后来则改为募兵制。
在此背景下，平民派政治家要给罗马公民分地，而贵族派反对。
反对的原因，一开始显然是那些最方便占用的公地实际上已经被元老阶级自己占用。平民派政治家不懂得绕过，结果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后来的平民派盯上的一般都是尚未被占用的外省土地，但元老院仍然反对。
实际上，贵族派政治家自己也分地，因为他们也需要讨好自己的士兵。对恢复元老院统治贡献最大的苏拉，就为自己的士兵建立了一批殖民地。但元老院本身对此仍然反感。元老院当然不敢阻挠苏拉，但他们敢阻挠同属贵族派的庞培。结果导致庞培一度转而支持凯撒。这是平民派政治家凯撒崛起的根本原因。
注：与留给人们的印象相反，凯撒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成为军事家，大略相当于曾国藩首先是文官，后来才练兵打仗。
讨论：如果把分地的矛头指向元老院阶级已经实际占用的土地，则“农地法”确实可议。
这如同英国的“圈地运动”确实可议。如果仅仅考虑土地的名义所有权，难免会给那些实际使用土地的人造成严重损失。我们不能因为元老院阶级是富人，就完全无视他们的实际权利。他们的权利与他们祖祖辈辈的功绩有关。
然而，元老院走得太远，实际上是无条件反对一切分地的企图，他们也许觉得：一旦平民可以觊觎土地，潘多拉之盒就打开了，早晚会共产共妻。这显然是没根据的。“农地法”的后期版本，大都接近于林肯的“宅地法”，即分发那些偏远地区的无主土地。而“宅地法”恰恰是美国崛起的原因之一。
三、凯撒把领取免费小麦的人数砍掉一半讨论：这个本身没什么可说，直接讨论。
一个真正的贫穷国家，往往会因为一点社会福利引发贫富的两极对立。
但一个不那么贫穷的国家，则社会更可能分化为三层。上层宁可用廉价的福利去收买下层，而不愿意扶植中层。因为自食其力的中层比吃福利的下层更难控制。
反过来讲，凯撒才会一面推行农地法，另一面砍福利。
四、共和国泥潭即便是当年的共和派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帝制初年的政坛比共和国末年的政坛要清廉得多。
这里要强调一点，即当年的历史大部分都是失败方（即共和派）写的。当年有言论和出版自由。即便西塞罗因为和谋杀凯撒的罪犯走得太近而被杀，他的作品还是可以通行无阻。
反倒是胜利方留下的文字不多。奥古斯都用温水煮蛙的方式削弱元老院，构建帝制，自然不便多写，写了也不能公开出版；凯撒的文字大部分都未出版，就此消失了，据说是因为凯撒死后封神，所以只有那些足够严肃的文字才保留了下来。
至于原因，倒也简单。在元老院掌握权力的时候，所有的大腐败分子，都是元老院的成员或潜在成员，指望他们对自己人痛下狠手总是很难。
讨论：如果站在共和派立场上，反唇相讥也很容易：谁是腐败分子？凯撒本人就是腐败分子。凯撒情妇无数，一度欠债无数，死后倒冒出来一大笔遗产，哪儿来的？
怎么说呢？
共和国就是泥潭，凯撒也是其中之一。往难听里说，古罗马共和国的好人根本就浮不出水面，水面上全是坏蛋。往好听里说，在这个方面，古罗马共和国好歹还比当今的民主国家强。至少他们搞凯撒，还没用腐败当主要理由。一个泥潭立于不败之地的方法，就是一方面让好人都浮不上来，另一方面对于浮上水面却又有异心的坏人，直接控告他腐败，一告一个准。
然后还可以放出水军，散布言论：如果警察抓你超速，你能说“为什么别人超速都不抓，偏偏抓我”吗？
五、帝国盛世自凯撒拆除罗马的城墙以后，罗马城300年没有城墙。300年对人类历史而言并不太久，但对人类本身来说，够久了。
关于帝国盛世，我不想一一例举说明。除了城墙这个事以外，再批驳这么一句话“文明是人和锄头上的寄生虫”。
这个话表面有理。即古代盛世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农业文明的瓶颈就摆在那里，所有的繁华都取自农业那点有限的收入。
然而，这个话的出发点不对。它只看到了农业文明的上限不高，没看到人类的下限有多低。农业本身，更不用说其附属的灌溉设施，都是以法律和秩序为基础的。当法律和秩序被破坏，帝国灭亡以后，古罗马很多地方的农业荡然无存，有些地方（主要在北非）甚至到现在也没恢复。
讨论：
从很多方面上看，古罗马皇帝比古罗马国王更大权在握；皇帝的独裁统治，也使一切分权制衡失效。但另一方面，皇帝比元老院至少有一种好处，即皇帝是会老会死的，而元老院是不老不死的。
平民派与贵族派的对抗，在共和制确立以后就凸显了出来。尽管贵族派（依托元老院）权力更大，但在开始阶段，双方尚有势均力敌的一面：因为古罗马国家很小，只要平民拒绝作战，或者哪怕仅仅消极作战，就可能直接导致亡国。在此背景下，元老院必须有所妥协。
但随着古罗马国家的强盛，两者的平衡被打破了。元老院无视人民的疾苦，腐败，且嫉贤妒能；最关键的，是不老不死，这就导致了彻底积重难返的局面。
注：无论是马略，还是苏拉，乃至庞培和凯撒，每一个解决问题的人，无论是贵族派还是平民派，都是元老院迫害或嫉恨的对象。
六、衍生讨论：古罗马的，和现实的１、古罗马的导致元老院压倒平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直接民主机构：公民大会只能在罗马城召开。当国家越来越大以后，公民大会缺乏普遍代表性。无论是贵族派还是平民派，无论是政客还是民众，只要不傻，都很容易看出公民大会已经沦为噱头，充其量只有“给罗马城里人争福利”的实际作用。
转为代议制，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对维持民主制度有绝对的必要性。但当时没人打这个主意。即便是纯粹的平民派政客（而不是凯撒这种帝位竞争者），他们也有理由不去考虑代议制，因为他们并没有搞定外省民意的手段，他们只善于搞定罗马城的民意。
更重要的是，元老院太重要，即便是帝制，一开始对元老院的削弱也是有限的。公民大会也好，皇帝也好，即便他们确实掌权，从其人数属性上讲，都不会直接取代元老院；但如果出现民选的下议院，对元老院的威胁就大了，很可能使它迅速彻底架空。这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古罗马人，包括平民派和皇帝在内，的思维定势。
２、现实的古罗马共和国可以算是共和民主制，共和成分高于民主成分。而现代民主国家可以算是民主共和制，民主成分高于共和成分。
现代议会，以及很多总统职位都是直接选举出来的，这就使它们比元老院更贴近民意。
可以说，古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本来就不平衡，只是因为共和国早期强敌环伺，占优势的上层才不得不有所收敛，从而在实际上达成平衡。而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则较为平衡，平民一方的实力显然比古罗马共和国时强大。
然而，随着条件的变化，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平衡也同样可能被打破。这种变化首先是全球化。全球化所依赖的规则，缺乏国内法的严肃性，也不像国内法那样是由民主程序制定的；全球化规则的制定，乃至执行，是由各国精英商量着办的。
注：国际法向来低于国内法。
即便我们不考虑全球化参与者中还有很多非民主国家，各国平民参与全球化规则，与他们参与国内政治相比，也是隔了一层，从而更容易被精英通过操纵程序所左右。
等等等等。
注：说长了就完全离题了，所以姑且只说这么一点。
眼下，各国出现了平民派（也就是民粹派）抬头的迹象。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如果平民派不能在民主框架下解决问题，那又会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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