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围猎”的中国财政部

北京时间12月14日，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张少春受贿案在北京开庭审理。张少春被控在1995年至2018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近6,700万元（1元人民币约合0.1448美元）。据报，张少春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2018年9月，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对张少春的调查结果，指张少春权力观异化，甘于被“围猎”（图源：VCG）

外界注意到，近6,700万元人民币的受贿金额，与之前坊间所流传的其涉案金额数百亿的夸张描述相比，确实缩水了不少。

此时距张少春今年4月4日被免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只过去了八个月。在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今年9月公布的对张少春的调查通报上，官方对张少春的定性是，“权力观异化，把公权力和影响力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生活堕落，甘于被‘围猎’”。

实际上，“甘于被‘围猎’”的中国财政部高官不止张少春一人，自2016年至今，财政部在三年时间中已有三位副部长落马。财政部成为中国国家部委中打虎数量最多的部委之一。

相似的受贿轨迹

在张少春之前， 2017年5月，曾任财政部副部长、国家统计局局长的王保安已被判无期徒刑；2017年8月，中纪委委员、财政部纪检组组长莫建成被查。

张少春的受贿金额数字与已然被判刑的王保安相比相差不少。在对王保安的判决中，他被指“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53亿余元”，张少春的受贿数额几乎只是这个数字的零头。

不过，张少春和王保安仕途和贪腐轨迹却有诸多相似之处。

公开履历显示，张少春的仕途一直在中国财政部，从财政部办公厅的一名秘书做起，直到升任副部长。根据法院对其的起诉书，从1995年起，张少春便开始了其受贿生涯，而前一年的1994年，张少春刚刚升为财政部办公厅副主任。此后，张少春先后出任财政部条法司、教科文司司长，部长助理，最后成为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历时23年，其受贿行为也伴随了他23年之久。

与张少春一样，王保安也一直深耕于财政部。公开资料显示，王保安进入财政部是1991年，比张少春晚3年，最开始的职务也是财政部办公厅的一名秘书，根据中国法院的判决书，王保安的受贿行为始于1994年，与张少春一前一后，直至2016年其落马，时间亦长达22年。

一个值得注意

时间起点：1994年

梳理张少春和王保安等的腐败轨迹，似乎1994年前后都是一个关键节点。就是从这时开始，张少春和王保安都开始了其受贿生涯，收到了其仕途上的第一笔贿款。或许可以说，那是因为二人此时都已经在仕途中获得了较高的地位，有了进行权钱交易的政治资本。但除了个人因素，似乎也不能抛开当时中国财政大环境的变化。

那么，1994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开启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税制改革，一改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向地方政府放权的财政包干制度，转而将地方政府财税收入的相当一部分缴付中央。随着中央财政资金池子日形充实，中国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掌控能力也日益强化，大量项目建设费用支出都需要财政部的画圈批准和资金拨付。

在中国分税制度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捉襟见肘，大部财政资金都上缴财政部，财政部再以转移支付的形式拨付给地方。这固然强化了中国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把控能力，但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加之中国预算编制和支出上的不透明，为张少春、王保安等人利用职权和手中所掌握的财政资金审批权进行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提供了温床。

中国中央财政扩张中的权力变现

中国检方指控，张少春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子女入学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同样，在中国法庭对王保安的判决中，王保安也被指在财政部的诸多职位上，为他人在项目审批、业务承揽、职务调整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中国官方媒体对王保安案件的事后报道，为外界揭露了财政部高官是如何利用手中的审批权和政治影响力进行权钱交易的内幕。

王保安的受贿轨迹与张少春相似，中国官媒曾披露，他曾画一个圈就换得价值不菲的豪宅（图源：VCG）

据披露，王保安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为一些商人办事情、批项目，商人则以赠送豪宅、豪车等厚礼表心意。其中有一套豪宅位于北京玉渊潭公园北岸，东侧紧邻钓鱼台国宾馆，离他办公位置极近，面积约318平米，购房、装修总费用近5,000万人民币。

对于这套豪宅的由来，王保安解释称：“他（商人）在江苏投资开发了一个项目，已经报到了财政部，想看能不能帮忙催一下。其实就是到我这儿圈个圈就行。”

画一个圈即可以换取一套价值不菲的豪宅，其背后所折射的似乎正是国家财政在中国经济调控中的巨大作用。

其实，不仅是中央层面，即使中国地方的财政部门，由于手中所掌握的金钱和审批权，亦在其权力范围内，进行着权力变现。

2011年，中国媒体即曝出，山东省齐河县一个小小的县财政局长任职11年,受贿、贪污及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金额也累计多达近1,200万元人民币。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实则，不只是财政部，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一度严重依赖于政府的货币供给和财政支持，掌握审批权和资金拨付权力的政府机构便成为中国贪腐多发之地。除财政部外，中国各大国有金融机构以及证监会、银监会等金融管理部门、国家发改委等在中国的大规模反腐中都有不少高官落马。

以国家发改委为例，这个被外界称为“小国务院”的机构，作为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掌握着各地项目的审批权。中国媒体曾报道，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国家部委正副司长位置上落马的高官中，国家发改委系统是重灾区，2013年至今，已先后有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核电司司长郝卫平、电力司原副司长梁波、综合规划司司长俞燕山、能源局副局长王晓林、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等陆续落马。

其中，王晓林被指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长期违规打高尔夫球，甘于被“围猎”。

“甘于被‘围猎’”的措辞，与张少春相同。

管钱越多的部门、审批权越多的部门，在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越容易发生腐败问题。对于中国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来说，正好是这个规律的印证。

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竞争的边界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老问题，在经济发展中，政府的调控和市场竞争都不可或缺。但在强调政府调控的同时，如何避免那些掌握大量资金和审批权的权力之手，插手原本属于市场自主调节的领域，如何监督权力运行，把权力装进制度笼子，仍然是中共需要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