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被中国当局列为敏感人物的学者、维权律师、维权人士，六四二十週年前夕遭到各地警方以上门警告、门口站岗、跟踪、软禁、强迫离开所住地等形式的滋扰，而他们则向国际社会发出「反软禁反监控联合大行动呼吁书」。
六四前夕向来是北京的敏感期，而今年是「六四」二十週年，令这敏感期更为敏感，北京不仅要在网上过滤敏感词彙，网下还要过滤敏感人物。中国一批被列为「敏感」人物的学者、维权律师、维权人士，不管是否与六四有关，都遭到各地警方根据不同的情况，对他们实施不同的「滋扰」，以上门警告、门口站岗、跟踪、软禁、强迫离开所住地等不同的方式控制这些敏感人物。
北京动用庞大的资源，以图防乱安稳，但有学者认为，这样的控制行为严重影响了这些公民的正常生活，而且并不见得对社会稳定有利，反而让国际社会在「六四」期间有了新的关注点。
一群被公安非法控制﹑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受到影响的「敏感」人物，六月一日向各驻华使领馆、各驻华媒体、各海内外关心中国时局的人士发出「反软禁反监控联合大行动全球呼吁书」，全国各地数十名学者、专业人士及维权者签名指责公安违法监控「这种全国性统一部署的行动，是诸种大规模侵犯人权事件的延续，对公民人身自由造成严重的侵害」。
呼吁书指出﹕「中共的这种行为不仅无助于化解积淀了二十年的六四悲情，反而会加剧社会的衝突与局势的紧张，使得更加无法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六四』事件的遗留问题。针对中共继续延续这种非法行为，我们发动全国性的反软禁反监控行动，并向国际媒体通报，同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向上级检察院执法监督部门、上级公安机关的纪检等部门举报」。
同时，「反软禁反监控联合大行动全球呼吁书」也呼吁各驻华使领馆、驻华媒体充分关注中国政府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举动，并吁请海内外关心中国局势的人士连署，公开谴责这种非法行为、支持国内民主人士护宪维权、纪念六四的正义行动！
签名者之一的齐志勇因为一九八九年「六四」那天中枪至残，造成下肢动脉硬化，还出现很多併发症，一直住在北京建工医院。五月二十日出院刚回到家中，公安就接踵而来。齐志勇家住底层，为预防他从后门外出，公安在前后门都配备了警车，各有两名公安把门，另加三名保安机动执勤控制一个残疾人士，二十四小时不缺勤，并每隔一小时向指挥部汇报最新情况。齐志勇告诉亚洲週刊，他还看到一张「关于监控重点对象齐志勇值班表」，每班公安的值班人员都要详细记录值班情况。
监控期间，齐志勇被限制不能出门，绝对不能离开公安的视线，就是接小孩、看病这二种情况，也必须乘坐警车出入。齐志勇在电话中对亚洲週刊说，小女孩十一岁，「她跟著父亲坐了十一年的警车」。家中的网络被切断，电话被监听，时断时续，有时讲到一半就中断了。
齐志勇二十年前在建筑公司工作，六月三日下午三点多，他要去前门大街的一家饭店工作，路过电报大楼，前面就是六部口，看到大家围著一辆大客车，士兵正发射催泪弹驱赶人群，要夺回大客车。齐志勇上前打听，才知道大客车上装有枪枝弹药，是运往中山公园地下通道内给先进入市区的军人。齐志勇一直往前穿插到前门，入夜进入天安门，来到纪念碑底下。他回忆，晚上十一点多，有人大声劝告学生离开，说在木樨地已传出枪声。之后，他就看到军用装甲车在天安门广场来回穿梭，横衝直撞。齐志勇描述说，深夜，广场的灯很暗，西面大会堂的灯熄后又一次亮起时，只见全副武装﹑头戴钢盔的士兵齐步压过来。
齐志勇说，「我就一路撤到新华门边上，靠六部口东侧的一个小胡同。大约一点十五分左右，六部口处关来一辆军车，盖著帆布，士兵隔著帆布向外开冷枪，开始还以为是橡皮子弹。后来一队士兵上来，低姿小跑，边跑边开枪。当我直面看到那个当兵的，枪声响起，我倒下了，他开枪射穿了我的腿」。齐志勇被送到医院，虽然保住了命却因此失去了一条腿。重要的是，齐志勇说，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当局限制他，不让他与外界接触，为的就是怕他说出真相。齐志勇说：「二十年来，我坚守一个信念，不管採取什麽措施，拖著一条腿，也要争取民主，争取百姓的权利。」
齐志勇现在一个月就三百多元的生活费，当年的结论是「因一九八九年被戒严部队击中截肢」，单位领导说如果改为意外，或者工伤还可以另作补助。齐志勇却说：「这一条腿是政治遗产，就是五十万起步价都不会改。」有公安人员对齐志勇说，每年为看管他一个人，起码要多花费十万人民币（约合一万五千美元）。也有公安无奈的告诉齐志勇：「我们看著你，也有人在背后看著我们。」
五月三十一日是星期天，生活在北京的独立知识分子余杰想按平时一样，去参加教会的礼拜，但一大早，朝阳区的公安国保警官就打来电话约见他。早上来了八九个公安找他谈话，见面之后，警官告知，奉上级命令，严禁他出门。同行的派出所一位警官还说，这和流感期间实行隔离是一样的，是为了大局著想。
接受亚洲週刊电话访问时，余杰说，和流感隔离明显不同的是，他家中的电话经常被莫名其妙的断线。五月三十一下午公安又上门谈话，向余杰强调一段时间内不淮见朋友，不能接受媒体的访问。警方派出四人一班，二十四小时看著余杰。余杰向亚洲週刊表示，这样的看管完全是多馀的，二十年来，从来没有间断过发表意见的声音，该讲的一直都在讲，软禁也阻止不了。警方告诉余杰，这样的控制要持续到「六四」以后。
五月二十七日，和解智库大陆召集人王光泽开始受到监视跟踪。王光泽通过互联网告诉亚洲週刊，当局为「防止我外出参加纪念『六四』的相关活动或接受採访」。警方派出每组三人，两组轮值班。
六月一日，当局增加看管人员到五人，两部警车随时待命，监视王光泽。王可以出门，但出行时则有两部警车随后，王光泽说：「以往我很少受到这样的待遇，他们不刻意找我谈话，只是机械地执行命令。」晚上，王光泽和新换班的警员聊天，发觉警员稀里糊涂的，对王光泽是干什麽的都不太了解。
据了解，陕西西安维权人士、《零八宪章》签署人张鉴康和杨海等人，日前被西安市国保约谈。国保明确警告他们「六四」期间不要接待外来朋友，并希望他们离开西安去外地「旅游」。在遭到拒绝后，国保随即明确表示，到「六四」敏感日前，将强制性地陪同他们离开西安到外面某个地方「旅游」几天。
「六四」事件受害者、《零八宪章》签署人鲍彤被「劝离」北京，由公安陪同到外地「旅游」；一批「六四」难属如丁子霖、蒋培坤、张先玲、徐珏等均被要求离开北京，遭到拒绝后，就派人严密监控。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零八宪章》签署人江棋生自第二次被抄家后一直遭受警方严密监控，出门必须坐警车，连与朋友一起吃饭都被禁止。
宁吃罚酒而拒敬酒
维权人士、《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张祖桦五月二十七日被警方约谈，希望他近期离开北京，并不得写文章，不得接受记者採访，不得与外人交往，遭到拒绝后，警方竟派出多名公安坐在他家门口，日夜监守，出行有几辆警车紧随其后跟踪盯梢。
维权律师莫少平虽然未被「控制」，他告诉亚洲週刊，已有警员致电他要求跟他「聊聊」，被他拒绝了。莫少平指出，限制人身自由需要法律手续，找谈话都要出具相关传唤通知，没有手续，当事人可以拒绝，什麽手续都没有的强制就是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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