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官方媒体借此从各个角度宣扬中国4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但是西方显然更愿意从另一些视角去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比如中国40年来的贫富分化、环境污染以及人权问题。
当地时间2018年11月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右一）率团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轮国别人权审查（图源：Reuters）
“人权”一直是西方政界和媒体长期批评包括中国在内诸多国家的热点话题。对于这种观点之争。中国驻美国公使衔参赞周景兴近日在一场有关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论坛上称，“我们不想与美国或其他国家竞争去填补某种权力真空。因为这与我们的世界观不一致，也与中华民族的基因不一致。”周景兴提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就来源于周景兴所说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基因”，从狭义方面讲，就是中共的人权观。
对比中西方长期的观点冲突可以发现，对于人权问题，西方显然更注重以“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权利，而中共更强调以“生存”为基础的经济权利。北京时间12月12日，为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中国国务院发表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更多的强调“生存发展权”“社会福利”体系以及“法治”体系的发展进步，就在此前两天，习近平也在一份公开信中称：“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客观而言，中国在政治选举，言论管控等方面，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之处。不过，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共似乎正在建立起自己对人权认知的一套话语体系，且自成逻辑。
中西方到底在争什么？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第3届会议在法国巴黎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界人权宣言》。这部宣言起草的直接原因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省，是第一份在全球范围内表述所有人类都应该享有的权利的文件。中国政府1991年发表了第一份人权白皮书，此后开始接受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概念和制度框架。但是，在观点上，中西方的分歧与冲突一直存在。
具体到话题领域，集中在以新疆和西藏问题为载体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少数民族问题，以户籍制度和计划生育为再次的迁徙权和生育权，以六四纠葛和舆论管控为核心的言论自由问题。
中国新疆的人权问题一直在国际上备受关注，尤其是2018年开始的新疆“再教育营”的问题，甚至让新疆第一书记陈全国屡被国际点名。2018年7月，在一场高级别的全球宗教信仰自由大会上，美国副总统彭斯（Michael Richard "Mike" Pence）表示，中国将数百万少数民族送到收容中心“再教育”，是试图让人们失去宗教和文化归属。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Richard "Mike" Pompeo）也表示，改善全球信仰自由环境是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的优先事务，“中国应该避免使用反恐调查来迫害宗教自由”。
这不是中西方人权观对撞的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抛开彭斯和蓬佩奥作为美国右翼阵营对中国的敌对底色。西方国家的很多政客和媒体会认为，“再教育营”简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黑暗之地，是“有系统的人权侵犯行动”。而在中共眼里，“再教育营”是西方的故意歪曲出来的名词，它在中国更多的名称是诸如“学习班”“职业培训机构”这样的称呼，“学习班”在新疆的大量开班，不仅是因应严峻形势的被迫无奈之举，而且充满正当性——爱国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户籍制度和计划生育当然是一种极度具有计划经济色彩的行政政策，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发生过各种有悖人权的恶劣事件。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当西方诸多纪录片在介绍濒临绝迹动物时，哀叹动物的活动范围不断被人类“蚕食”时，感叹全球气候日趋恶劣的时候，已经间接承认了全球人口膨胀对于环境以及地球上的生态平衡已经造成极大破坏。
而人口的过度膨胀对于中国不止如此，还有资源配置，贫困问题以及人口素质提高的压力。另外，还需要看到的是，中共近年来对于户籍制度已经一再放开，目前除了北京、上海等几个特大城市因为人口压力仍然执行严格的户籍准入制度，中国的中小城市对户籍已经完全放开。而对于计划生育的调整也在进行——2015年，中国政府推行全面二孩政策，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计划生育政策或很快终结。
六四争议和舆论管控。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前，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中国官方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相比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时代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事记》，中共首次直面六四问题——对“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做出全面肯定的评价——“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进。”
这是中共少有的不再对六四事件用“政治风波”模糊处理。1989年之后，中共长期将六四事件定为禁忌话题，自身绝口不提，也不允许社会公开讨论——这也成为西方批评中共的另外一个话题领域——舆论管控。
其实不仅是六四，长期以来关于中共高层的批评意见一直都是中国媒体的禁忌话题。尤其是在近些年互联网蓬勃发展、自媒体兴盛的背景下，大陆各地方政府在舆论管控方面越来越趋向于“一禁了之”。
从言论自由要对应言论责任的角度来看，中共对于谣言、色情以及冒犯儿童权利新闻的管控，确实有利于中国这种社会局面复杂、利益以及文化空前多元的国家现实。作为执政党，中共对于政治话题的管控或有自己的诸多理由，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智的提升，这种管控还能坚持多久，这不仅是一个管控的问题，也是中共执政现代化的一个短板。
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西方为什么会在人权观上存在这么多的冲突和分析？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以美国为代表的诸多西方国家多强调政治和公民自由，而中共更侧重经济权力和集体利益。
第二、西方倾向于从法律角度来讨论人权，认为只有法庭可以受理的人权问题才可以算是人权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扶贫。欧美国家多认为这不是人权问题，而中共认为，这不仅是人权问题而且是核心人权。所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扶贫”作为自己“钦定”的国家战略工程。
第三，中共认为实现人权在实际操作中，应该有正确的优先顺序，比如中共在实际操作中秉持“稳定压倒一切”，而西方多坚持政治权利压倒一切。
当然，人权问题，在中西方之间，也并非都是分歧和对立。对于有些人权，比如禁止酷刑、禁止奴役、人有思想的自由、不能被任意逮捕等属于人类文明都必须接受的共同底线。中共对此同样持有正面的态度。
为了最大可能寻找中西方人权的共同理念，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2015年9月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受到广泛关注。
2017年2月10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2017年10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2018年3月11日，写入中国宪法序言。
中共认为，人权保障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看法，能否弥补中西方人权观的鸿沟？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正未有穷期，这个进程无人可以垄断。中国要向世界各国学习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一切有益的理念和做法，同时也要为世界人权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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