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对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评价，最常见的就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说法，而对此，被认为其实存在错误。
据12月18日报道，无论在官方语境，还是舆论印象中，邓小平与中国的经济成就紧紧绑在一起，并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改革开放初，中国就展现出不俗的经济潜力。198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到9.1%，1983年为增长10.9%。因此到访中国的外宾，常对邓小平发展经济的能力表达赞叹。
然而，曾任邓小平翻译的张维为在其视频节目中引述，邓在听到这样的夸奖时，往往会说，“在经济问题上，其实我是个外行，即使我讲一些话，也是从政治的角度讲的。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是我提出的，但如何搞改革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懂得并不很多，我总是从政治角度谈经济的。”
哈佛大学教授、《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认为，改革开放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图纸，不如说，邓小平是全面领导转型过程的总经理。
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则认为，“总设计师”应该是赵紫阳，邓小平作为中国领导人，是决策者。
曾出版赵紫阳回忆录的鲍朴向BBC解释，邓小平和现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执政的环境很不同，没有人可与习近平在政治权力上匹敌，但邓当政时一直被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元老陈云等人制衡，任何事情几乎都必须和“老人”们商量。
邓小平的功绩，是改掉中国政府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主政时代的经济政策，不过具体事务方面，邓小平也不知道怎么改。因此，麦克法夸尔看完赵紫阳的回忆录后表达了上述观点。
赵紫阳（前排右）被认为是真正的中国改革“总设计师”（图源：Getty）
“经济外行”恐怕不是邓小平的自谦。他早期提出的发展目标以及“物价闯关”等决策并不符合经济规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从政治角度谈经济”的邓小平没有功劳。恰恰相反，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阻碍，才是彼时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桎梏，邓小平的努力都形成一定突破。
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陈云等老干部群起而攻之，这种主张被快速否定和边缘化。
随后，胜利者们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共识，但如何建设经济，又将彼时中国政坛一分为二。一边是以邓小平为首，主张市场经济的“改革派”。另一边是以陈云为首，主张计划经济的“保守派”。
傅高义将其称之为“一山二虎”。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也确认，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方面，邓小平和陈云自始至终持两种不同的主张。
整个1980年代，不同经济主张的互相博弈，频密展开。首先是经济增长目标的分歧，改革派认为目标要高一些，以实现2000年翻两番。保守派认为目标过高，会导致混乱，分歧之大，以至于1981年全国人大既没有通过年度预算，也没有明确“六五”计划的增长目标
1983年，保守派公开批评“指导性计划”，捍卫“指令性计划”。1984年，邓小平视察并肯定深圳的建设，将开放扩大到14个城市。1985年，陈云则利用数据上的财政赤字和通胀，把快步前进的改革派拉了回来，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1987年，邓小平直接否定陈云的主张，在讲话中称“（过去）讲以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1988年，邓决定取消大量价格管制，然而他错误估计形势，致使物价过快上涨，引发恐慌性抢购，政策被快速叫停，经济决策权也从改革派的赵紫阳手上，交到支持陈云紧缩政策的李鹏手上。
1992年邓小平南巡，通过一系列讲话和表态，迫使时任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公开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经济路线的博弈一直持续到邓小平政治生涯的最终章。
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一边参观一边表态，走到珠海召开了一个由两位军委副主席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上，邓并未谈军事，强调“谁不改革，谁就下台”。
傅高义在其著作中称，“出席会议的军队领导人的强大阵容表明，如有必要，军队高层愿意拥护一个新的领导人。”江泽民感受到这股压力，五天后，他给邓小平打电话拜年，并在其后成为坚定的改革派。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在舆论中也得到普遍拥护，直至随后的中共十四大，才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经济路线之争才落下帷幕，此时距改革开放开始已经过去14年。
此后，一方面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一方面强化中共领导，由邓小平奠定的“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模式，贯穿整个江泽民和江之后的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执政时期。这也成为邓小平对中国经济改革最主要的影响。
或许很多人并不知晓，改革开放之初，对中共统治状况最严厉的批评之一来自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指出党内存在政治弊端，比如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不负责任、压制民主、贪赃枉法。讲话内容虽未到改变中共执政地位的地步，但对民主表达积极评价。
正是这篇措辞严厉的讲话把政治改革的想法带入中国政坛。不过，邓讲话的同时发生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其他党内高层由于担心像波兰一样失控，1980年10月中宣部就指示不要再讨论邓的上述讲话。同年12月，邓小平自己也回调口径，称政治改革要慎重。
高调的讲话就此沉寂。改革开放伊始发端的政治改革意识，刚露出苗头，就被迅速掐灭。
不过，邓小平时代的政治改革并非全无建树。首先是设置任期制，在1980年8月的讲话后不久，他向国外媒体表示，过去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制度缺陷在1960年代还看不出来，“那因为我们当时还年轻”。以此为铺垫，1982年，172名“老干部”卸任，保留级别和待遇加入由邓当主任的中顾委。邓还宣布，中顾委只会存在10年至15年，通过这种方式集中卸掉老干部的权力。
也是这一年，新修订的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个规定，于2018年被终止。
邓掌权期间还多次强调和推动“党政分开”。邓小平的思路是党委书记就是甩手掌柜，就像是一个现代公司，党委书记是董事长，政府是CEO，最后的决定权是在党手里，但日常事务由政府去管。
不难观察到，在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开始，邓的政治改革遗产接连面临挑战。一方面，通过修宪，消除国家主席任期。另一方面，“党政一体化”的改革意图在中共十九大上浮现。
这些变化使中国自由派人士失望，进而产生了习近平不再延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是向毛泽东更加靠拢的想法。
傅高义向BBC表示，“其实，习近平基本上延续了邓的政策，包括备受争议的部分，就是邓小平不能真正实施的政体改革。
邓小平被指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政治改革契机。在毛泽东死后的10年，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中国人重新相信中国向好的方向发展，未来会给中国人更多的自由，但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结束了这个梦想，现在的希望越来越小，这种僵局是邓小平造成的。而想要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缓和，几无可能。
或许比外界更能一窥邓小平内心的，是他早年的一份课堂作业。1926年8月12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小平只有21岁，他在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
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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