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历史学家Audra J. Wolfe（奥德拉·J· 伍尔芙）的新作，FREEDOMS LABORATORY：The Cold War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Science（《自由实验室：冷战时期维护科学灵魂的斗争》）。伍尔芙对冷战时期的国际科学技术问题素有研究，2012年曾出版过另一本书 Competing with the Sovie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State in Cold War America（《与苏联竞争：冷战时期美国的科学、技术与国家》）。伍尔芙早先是在普渡大学学习生物化学和化学，后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所谓冷战，指的是1947年至1991年之间，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华沙条约组织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斗争。双方都既要争夺市场，又要争夺人心。冷战延伸到科学战线，即为所谓“科学冷战”。伍尔芙分析说，一开始，美国方面就假定：美国科学是特殊的，是非政治的，或曰中立的，这就比苏联的政治挂帅要优越。这一错误假定产生了很多问题。美国科学家和政府官员在冷战的头二十年间不断向全世界宣传，美国的科学是超越政治的。他们说，美国科学家致力于实证、客观性、纯科学研究（相对于研发武器、载人航天等应用研究）和国际主义。到全书的末尾，伍尔芙令人信服地论证说，科学自由中的“自由”的真实含义不过是权宜之计、现实政治、机会主义，甚至是虚伪。
在本书中，伍尔芙考察了一个不易解释的现象：在麦卡锡主义者拼命迫害左翼人士的白色恐怖大环境下，一些具有左翼倾向的科学家怎么能在一些旨在对抗苏联集团的秘密项目中继续工作呢？伍尔芙经过调研之后给出的回答是：那个时代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彻头彻尾政治化的。事实上，当时的美国政府将科学自由的倡导者视为美国价值观的代言人。正因如此，一名科学家可能支持民权运动，支持反对法西斯的事业（在美国政府宣布参战之前，麦卡锡主义者认为反对法西斯的人士也是捣乱分子），但不会单单因此就被视作国家公敌。美国科学家受到几十个机构的慷慨资助，这些资助机构在不同程度上都依赖于政府，尽管政府假装认为它们都是独立的资助机构。美国科学家们在多条战线上开展着“科学冷战”。一方面，他们反对苏联的李森科院士借助政治领袖的力量禁止遗传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在积极开展热核武器研制。美国科学家还积极参与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之类的国际活动。从名义上说，参加帕格沃什会议的应该是独立的科学家个人，而实际上，美国和苏联双方的外交官和情报官员都将该会议作为刺探情报的重要渠道。曾任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学会会长的Loyd Berkner曾说过，“出席国际会议的科学参赞和美国科学家能够提供……对美国的安全和福利至关重要的东西”。这还叫超越政治吗？伍尔芙说，遗憾的是，仍有一些科学家对科学中立性深信不疑。有些科学家当年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按照国内情报部门的要求去搜集资料，回国后撰写报告谈他们的个人观察，并提交给情报部门。后来伍尔芙采访他们时，他们仍坚持说自己的行为是与政治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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