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改的政商关系 官方智库学者重提“三个代表”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其中“不该改、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吸引了国际舆论的关注与讨论。事实上，对于志在改革开放2.0的中共领导层来说，“该改的、能改的”才是其工作重心。

这其中与经济有关的改革无疑占比最多，尤其需要深化改革的就是目前存在诸多问题的政商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聂辉华日前在北京的一场公开活动上，就目前中国政企关系中存在的症结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8条对策，包括“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切实保护中国企业家合法权益，杜绝有罪推定”、“解放思想，重新认识（中共）执政基础与合法性”等内容。

习近平在2016年提出要在中国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图源：新华社）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曾在2016年提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但从现实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案例来看，中国的政商关系显然还不能让人满意。聂辉华日前在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举办的一场讲座上，就当前中国政商关系的症结进行了梳理。

他表示，中国政商关系的第一个症结在于“权力”，即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太多。大陆经济学家宋晓梧曾表示：“民营企业家反映，虽然产权属于企业家，但是卫生、消防、交通、环保等审批在政府手中，如果政府挑毛病，企业很难生存。”

一些评论者也将中国的经济活动现状称之为“管制型市场经济”，“普天之下，莫非管制”。聂辉华表示，管制没有问题，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对企业活动进行管理，但中国对企业管制的现状呈现出“严苛性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的状态，有些管理的标准太离谱，而且管的太多、权力太大，“企业能不听政府的吗？企业可能不与政府勾结吗？”

政商关系总是难以处理好的第二个原因，企业家的人身安全与财产权缺乏保障，聂辉华认为这是中国政商关系始终处理不好的最重要的原因。中国企业家目前最担心的并不是市场风险，而是政策风险，准确的说是政府监管与法律法规的不确定性。这一表述看上去矛盾，实际上点出了目前中国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企业家最需要的安全感，是人权和产权，人权就是不能随便抓人，产权就是不能随便查封企业。”

另外，文化上官员和商人地位不对等、政治上意识形态争议一直存在（例如前不久曾出现“民营经济离场论”的声音），也是中国政商关系的症结所在。“官员权力太大，法治又不完善，官商地位不对等，因此商人千方百计要靠近官员，‘围猎’权力。”

如何解决上述症结？聂辉华提出了8条对策：

第一，既然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太多，就要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聂辉华个人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二者的逻辑关系与主从顺序仍有些模糊，需要进一步明确，避免国家机会主义行为。

“目前这一表述没有说清楚政府干预的边界在哪里，以至于政府所有的干预行为，都可以被政府一方称之为‘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让那些想要对经济进行不当干预的人有了可乘之机。”

“我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该是主，‘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是辅，主次要分明。”类似的例子可以参考经济学家曼昆总结的十大原理：在曼昆的十大原理中，有“市场是一种组织经济活动的有效手段”，也有“政府可以改善市场的结果”，这其中“通常（usually）”显然比“有时（sometimes）”表示的频度要更高，“先让市场去配置（资源），市场不行（失灵）了，也不代表政府马上就行，政府能更行的情况下，才去干预，这才是应该严格遵循的顺序。”

中国民营企业家普遍有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焦虑，集中表现在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得不到保障（图源：VCG）

第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力推“竞争中性”原则。常见的情况是，一个地方民营企业越多，经济环境就越好，政府越倾向于“放水养鱼”，改善营商环境；如果民营企业少，经济环境往往越差，政府越是倾向于“固泽而渔”，恶化营商环境。聂辉华特别指出，“竞争中性”（competition neutrality）应该成为中国“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口号。

第三，要切实保护中国企业家合法权益，杜绝有罪推定。“现在中国有个不好的做法是，一旦地方政府和企业发生冲突，地方政府会指挥公安机关把企业家抓起来，抓了之后再找罪名，这违反法治精神。”

同时，还要严格限制经济案件刑事化的比例。法律学者蒋德海做过统计，中国规范经济生活的刑事法律极多，仅《刑法》就有50多条，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以民法为主体，也就是说，能让市场去解决都尽量由市场解决，而不是随便让公权力介入，否则很容易发生腐败现象。而且特别要惩戒公权力滥用行为，坚决杜绝“合法伤害权”的存在。

第四，推进政策的规范化、透明化。“我曾经问过很多企业家，为什么要和政府走这么近？对方回答说，不跟政府走近，就没有信息。可政府不掌握市场信息啊，他们说，政府掌握很多政策信息、项目信息，不跟政府打交道，怎么知道有什么项目可做。”正是因为很多政策信息不公开，才迫使企业家想尽办法与政府“打交道”，目的就是要获取信息，而谁能获取信息谁就可能有先发优势，这本质上是一种不公平竞争，才会导致“政企合谋”，扭曲政商关系。

第五，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加强政企互动。中国传统的政商关系是依附型，现在想转向欧美的保持距离型（arm''s length），聂辉华认为不太现实，而且也不符合习近平强调的“亲、清政商关系”（只有清而没有亲）。

他表示，日本的政企合作模式应该成为中国的榜样。“日本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政府官员通常要和行业协会代表进行磋商，在此过程中媒体全天候监督。这是个非常好的模式，值得中国学习。”

第六，政府要有契约精神和平等意识。聂辉华认为，除了“亲”、“清”，还应该在中国的政商关系中加入“平”，如果没有平等，“亲”、“清”也难以实现。“权力的傲慢可以随意撕毁契约，而企业家能拿政府怎么着？没有平等精神就谈不上契约精神，没有契约精神就谈不上法治。尤其要摒除‘新官不理旧账’的风气。”

中国各地出现过的很多相似的案例：当地方政府主官换人后，“新官不理旧账”，造成一些项目烂尾（图源：VCG）

第七，荡涤传统官商文化的陋习影响。“做官要学曾国藩，也许是对的；而‘经商要学胡雪岩’，这种说法肯定是错的！”

第八，解放思想，重新认识（中共）执政基础与合法性的问题。“前一段时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讨论国企、民企的话题？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究竟（中共）执政基础是只有公有制，还是说民营企业也可以作为中共的执政基础？这个问题不解决，相关的争论会一直存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亲、清政商关系’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两个毫不动摇’，但因为执政基础的理论始终没有突破，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出来兴风作浪。这个问题需要正视。”

聂辉华表示，“三个代表”其实已经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可惜没有被发扬光大。

需要指出的是，此前关于“民营经济离场论”的意识形态争论，根源来自马克思（Karl Marx）与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消灭私有制”。曾在《“民营经济是自己人” 习近平如何传承邓小平式政治赋权》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宣言》中的内容是否可以全然当作马克思政治理论的精髓，在学术上存在疑问。在实践中，曾经刻板、僵化抱守这一理论的苏联与中国都经历了惨痛的历史教训，尤其是让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在两国普通民众中留下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事实上在实践层面打破了“消灭私有制”的迷思，同时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个有利于”、“白猫黑猫”等论述，绕开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国也由此开始近40年的高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理论层面，由于中共一直没有对那套原教旨的经典论述做出新的解释，“消灭私有制”仍然犹如一把悬在民营经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稍有风吹草动，“结构性焦虑”就会一次又一次蔓延开来。

至于未来中国是否会出现不再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聂辉华对记者表示，这其实并不矛盾，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可以按照不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方式去实践，而中共与中国政府现在也的确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