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会成为“乞丐”？

我已经彻底淡出异议政治，本该关门自省，但是，一些扫尾事情不得不做。所以，转型期大约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准确计量，从2018年12月9日到2019年3月9日。

著名青年政治活动家蒋罔正（尹科）先生在最近的一个视频节目里提到了我。我关心该视频里的两点：第一个，蒋先生曾资助我666.66元人民币；第二个，蒋先生指称我只是一个乞丐。关于前者，我已经奉还，惭愧的是原额而不是附带利息。原因是目前财务状况十分恶劣，算是稍有不德。

按着惯例，这笔资助返还最少是七百元。今年上半年，我在海南曾因返程旅费借过一位当地友人五千元人民币。虽然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但是拖了四个月的样子。在我有偿还能力的时候，分两笔各三千元奉还，共计六千元----这个问题不只是当事双方可证明，还有其他人----鉴于我已经彻底淡出异议政治，不再详细叙述。其实，作为朋友大可不必多付一千元。不过，我愿意负责，毕竟对方借给的是旅费而不是长期投资。

关于后者，我确实几乎处于“乞丐”状态。这也许不可理喻，毕竟我是经济学家，应该有财务计算能力。概略为自己一辩：大量收入用于研究，如2012年1月----2017年10月大约每月有六千到八千人民币进账（著名编辑家张伟国可以证明），但是没有存钱----研究费用之外，还用于帮助底层人士，此其一也；1999年政治案件发生时（没有经济罪名）约有350万元人民币损失（大燕泥币三枚，太平天国小金币十一枚），换言之，当局在处置我的政治案件时已经设计好从经济上卡死我，此其二也。

目前，古币损失的追讨正在进行中。

没必要为自己的“乞丐”状况辩解，吃饭成问题就是吃饭成问题。但是，我可以为自己的经商能力做历史回顾：第一，从参加工作之日起，我就不断做小生意，到1988年下半年我已经购买了价值十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图书（这还没考虑来回路费，都是进京采购）；第二，1988年秋季抢购风时，我花3500元人民币购得熊猫十八英寸彩电一台，为当时小地方整个金融系统之唯一，并为一位老资格官员纠缠举报；第三，在1999年政治案件发生时，我自己投入古币、古董购置的资金在七十万元左右（最低时65万，最高时72万），这还未计算十一枚金币系我家族传承下来。

沦为“乞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出狱后，进行的博取经济收入活动受到当局的各种策略性破坏。参与这种活动的人士至少有两位现在身居海外。我是一个一向不结私仇的人，所以，不会提及那两位人士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