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山知己

在地球上，山地客观存在，是地球村的组成部分。人类难免要与山地交往，或生活在山地地区，或喜爱登山活动，或研究山地与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关系，等等。凡此种种，都无一不考虑人类如何与山地共存的问题。

中国是多山地的国家，尤其是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更是山峦起伏的山地。实践告诉我们，中国人，尤其是科学工作者更应该亲近山地，认识山地，与山共存。

人类要能够很好地与山地共存，作为大气科学家，首先必须认识山地环境气象的某些特性；而要认识山地环境气象的特点，必须进入山地进行科学考察研究，必须不断地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才能逐渐地认识它。这种过程正是“理实交融”的过程。

理实交融，认识山地环境气象特征，是与山共存的前提。然而，我们还必须不断地去适应山地环境气象特点，直到人类在与山地环境气象条件之间寻找到了很好的结合点，人类与山地才能和谐相处，才能与天地共存。

自1966年以来，由于国家科学研究事业的需要，我曾经先后数十次来到我国的珠穆朗玛峰（以下简称珠峰）地区、天山托木尔峰地区、南迦巴瓦峰地区进行科学探险考察，从事山地环境气象科学的考察研究，并且为我国登山队攀登珠峰、南迦巴瓦峰等从事登山天气预报。

在这些科学实践中，我逐渐认识了一些山地环境气象的规律，然后再将这些认识在新的科学实践中去检验，从而得到更新的认识。如此不断地反复，逐渐地与我国的山地有了感情，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山地有了相知。我的登山家朋友们说我是山地的“福将”，愿意与我一起从事登山活动，愿意我为他（她）们做登山天气预报，甚至说我是“登山天气预报的诸葛亮”、“西藏气象的眼睛”。也许山地也与我有一定程度的相知吧，在我参加制作的登山天气预报中，尤其是由我独自制作的两次登山天气预报中，即1984年春天的南迦巴瓦峰登山天气预报和2003年在中央电视台《珠峰气象站》栏目中制作的珠峰登山天气预报实况转播，都得到了山地的相知，准确地预报了宜于登顶的登山天气时段，保证了登山队员攀登顶峰顺利进行。

在《与山知己》中，记实了我一生与山地相近、相亲、相知而共存的历程，倾注了我对于山地相亲和相知的感情。其间，既有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情景，更有与山地相亲、相知共存的乐趣，而我最终享受的是与山相知共存的情趣。我衷心希望能够把我的这些经历与感受和读者朋友们分享。

一.第一次跟随前辈走进青藏高原

照片1.邓小平接见参加“国际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部分成员（第二排右6胡旭初、第三排右7施雅风）

照片2.刘东生秘书长（中）在中尼边境欢送外国朋友

照片3. 冷冰（右2）向院有关领导汇报珠峰考察工作

1966年2月6日午夜，我乘35次火车离开北京，途经兰州、红柳园，再乘长途汽车沿青藏公路到达拉萨，再由拉萨乘军用卡车到达珠峰北坡海拔5000米的登山大本营—绒布寺。

1.第一个难眠之夜

2月24日，汽车离开格尔木，向着青藏高原上前进。当晚，到达海拔3300米的纳赤台。据说，这是当年文成公主曾经住宿过的地方。冰川气象组有10余人，住在运输站一个大房间里。夜里8点后，灭灯就寝。大家睡在地铺上，一个靠着一个，翻身都得小心，否则会影响他人。我入睡历来很快，可今夜不知怎么了，总是睡不着。越想入睡快，越是睡不着。四周静悄悄，没有人打呼噜。就这样，一直熬着，真着急啊！已经午夜12点过了，我还是睡不着。突然，不知谁说了声“睡不着”，立刻，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喊开了“我也睡不着”。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大家都没有睡着。组长谢自楚（照片4）告诉我们，这就是高山反应的一种表现，大家不要紧张，轻松一下，要小便的去小便，要讲笑话的讲笑话，过一会就可入睡了。老谢已来过西藏了，有经验，他先讲了两个“傻瓜找媳妇”的笑话后，又有两人接着讲。听着，听着，我睡着了。

照片4.冰川气象组组长谢自楚（中）在珠峰绒布冰川打冰钻

背诵语录克服困难  组长谢自楚很诙谐，沿途爱讲笑话，也爱说些押韵的“顺口溜”，什么“五道梁，不喊爹也要喊娘”，“唐古拉，不叫老子也要叫妈”……尽管有点夸张，但它告诉我们，对于第一次通过唐古拉山口和五道梁的人来说，缺氧带来头疼在所难免。2月26日，在翻过海拔5300米的唐古拉山口时，我体会到了缺氧带来头疼的味道。在唐古拉山口，车队停下来检查，队员们下车，有的方便，有的拍照。我拍了两张风景照后，颇感呼吸急促，头胀得似乎要爆炸，非常难受。我不愿叫苦，便走到偏僻处，背诵起毛主席语录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也许是对毛主席语录的绝对信任吧，果然收到了效果，似乎头也不那么疼了。

3月1日，我们到达拉萨，住在西藏自治区交际处。半个月左右的长途行军，经受了严冬和高山反应的考验，回顾这段青藏公路线上的历程，颇有感慨，曾在日记上写道：

科考不怕行军难，万里险道只等闲。

当金山上迎飞雪，沙石弥漫走戈壁。

昆仑山口诵“长征”，五道梁上学“毛选”。

更喜车轮转“唐古”，大队过后尽开颜。

2.第一次邂逅土匪“袭击”

1966年3月18日，经过三天的长途行军，中国登山队和科学考察队一行百余人来到了西藏定日县，住宿在定日兵站。

当夜，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平房内，10多名科参考队员挤在一排通铺上，正准备睡觉。突然，门外传来紧急集合的哨声。我们正要外出集合，中国登山队队长许竞跑来对我们说：“科考队员原地不动，有情况。”经打听，原来，定日县武装部传来情报，某处发现土匪活动，请登山队派人支援。

中国登山队第一分队是由日喀则军分区某连队挑选的藏族战士组成，遇到这种情况，立刻就拉出去了。我第一次参加珠峰考察，还没有到珠峰山脚下，就遇到这种敌情，真有点不知所措。顿时，儿时在家乡听到呼喊“土匪抢人”的情景立刻浮现在我眼前。那是在解放前，每当农历除夕临近时，夜晚，常有枪声伴着“土匪抢人”的求救声划破夜空的宁静，我和弟妹总被吓得打哆嗦。今夜，我的心情非常相似，只是没有打哆嗦。

大约过了近两个小时，已是午夜过了，许竞队长才来向我们宣布：紧急警报解除，大家安心睡觉。

第二天才知道，登山队第一分队队员追击土匪几小时，和土匪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只好返回了。

还没有真正踏上珠峰科考征途，就遇到了意外的“袭击”，不知今后的科学考察道路上还有多少坎坷啊。

3.第一次带枪徒步四十千米求援

1966年3月30日，这是我们到达珠峰北坡大本营绒布寺的第10天。这天，登山队有一辆吉普车去日喀则，我和登山队气象组燕子杰乘车去定日气象站搜集地面和高空气象资料，为登山天气预报做准备。

4月6日中午，经过6天的紧张工作，所需资料全部抄完，日喀则返回的奥斯汀小车来到定日气象站接我们。午饭后，司机、刘光达医生等和我们一行五人乘车返回珠峰北坡大本营。

从定日至大本营约60公里，汽车在海拔4500米左右的山道上曲曲折折地前进。尽管便道坎坷不平，但毕竟能通行汽车，运输队员及必要的物资和登山装备。司机是位老西藏，善于言谈。他冲着这条便道说：“1960年后，很少有车进山。现在好了，可以通车了。”

我望着这条崎岖的山路，静静地，只有我们这一辆小车在孤独地爬行。我突然回想起了3月18日晚上追击土匪的情景，情不自禁地问司机：“现在还有土匪吗？”一句话，似乎触动了什么。司机突然自发地向两侧望望：“难说啊！”

汽车加足马力，向珠峰大本营方向奔去。

在冲过一条水沟的过程中，汽车熄火了。司机多次尝试，马达就是发动不起来。我们只好下车，群策群力，好不容易把车推过小沟。

司机紧张地修车，我们在一旁等待。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天色渐近黄昏，马达仍然不能发动。司机骂了一句后说：“看来要在这儿过夜了。”我们也只好听天由命，谁叫我们不会修车呢。

大家正在议论如何在这儿过夜时，突然，一名藏族青年骑着一匹马跑来，围着我们的车转了一圈，一句话没说，又离开了。

他这一离开，我们马上紧张起来了。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他来这儿的目的，很自然地又和3月18日晚的事联系起来。我们五人有三支冲锋枪，两支手枪，是队里发给每个队员自卫用的。五人会议决定，今夜全副武装，轮流值班，明天一早再派人到大本营报信。

夜很静，明月当空，满天繁星。这儿离珠峰绒布寺有40公里许，海拔4500米左右。如此的明月夜，比北京的中秋月夜还要美丽，应该是赏月的最好时辰。然而，此时的我们却完全沉浸在紧张的气氛中。值班的和不值班的都没有睡，都在警觉地监视着四周，都在猜想着这位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藏族青年人来此的目的……

深夜一至两点，是我值班。我端着冲锋枪，围着小车不时地游动，俨然像一名哨兵。我受过民兵训练，会用常规枪支，但却从来没有真刀真枪动过手，一想到可能会遇到土匪袭击，心中不觉一阵紧一阵，情不自禁地背靠汽车，巡视前方。这样，仿佛有了靠山，壮了胆。山谷中不时传来野狼的嚎叫，更增添了紧张的气氛。到底是怕狼还是怕土匪，真有些说不清。

当地时间5点，天刚有点发亮。我们五人凑在一起，大家商议，由我和刘光达医生先去大本营报信，请求派大车来支援。

刘光达医生是一名转业军人，比我大几岁，1米78左右的个子，长得也壮实（照片5）。我们两人各带一支冲锋枪上路了。山风拂面，寒气袭人。借着微弱的晨曦，我们沿着汽车的便道向大本营走去。

刚走出不远，刘医生突然动议：“我们鸣枪向大本营报警，如何？”我略一思索后说：“不好。这儿离大本营还很远，报警不成，反会引来土匪。”刘医生不说话了，我们默默地快速前进。3月18日深夜追土匪的印象太深了，我们怕遇见土匪，集中精力悄悄地快速前进。

照片5. 刘光达（右1）与队友在大本营聆听着邬宗岳突击队的消息

山路崎岖，山谷中异常寂静。就这样，我们默默地走了三个多小时，来到一处比较宽阔的河谷中。河谷无水，但仍可见到雨季时河水冲刷的痕迹。忽然，我们看见在前进方向左侧山坡上有座房舍，炊烟袅袅，显然有人家。可以想象，这家人正在做早饭。想到人家做早饭，我的肚子咕咕叫起来了。从前一天午饭后到现在，已整整过了20个小时，滴水未进，经过一个晚上的紧张后，现在感到饥饿了。我们本想登上山坡，向藏族老乡要点水喝，顺便打听一下路，但一想到昨晚的情景，这种念头很快就打消了。

我们继续前进，时而穿越山谷，时而翻过山脊，沿着简便的汽车道前进。为了不要走错路，我们基本上没有离开这条汽车便道。所经之处，大多在海拔4500米左右。高山缺氧，加上又饥又渴，我们的步伐越来越慢了。

下午两点多，我们来到另一条更宽阔的河谷中，估计河底宽达一公里左右。一路走来，从未遇到过一个人，原来紧张的心情似乎随着步入宽阔的河谷放松了。我们走走停停，还时不时地坐在河滩的大石头上休息。不知是心情稍轻松了一点，还是为了壮胆，我哼起了“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的歌曲来，刘医生也打起了精神，和我一起哼起来。

下午三点多，在河谷的拐弯处，我们遇到了几位藏族同胞正在河边生火做饭。他（她）们一见我们，便热情地打招呼，邀请我们喝酥油茶。原来，这些藏族同胞是刚为我们送柴火到大本营后返回来的。他们见我们身着登山服装，自然对我们格外亲热了。香喷喷的酥油茶又解渴又解饿，我一连喝了两大碗。临走时，我不知该如何感谢藏族同胞，从口袋里掏出唯一的一张面值伍角的人民币，硬塞在一位小孩的手里。

我们不断地回头向藏族同胞挥手致谢。

大本营越来越近。下午六点过，山谷中已逐渐转暗，我们来到绒布河的下游拐弯处，这里离大本营只有四公里左右了。经过一阵紧张的赶路后，刘医生实在走不动了，他在河边坐下来，对我说：“小高，你快点回大本营报告吧，我实在不行了。”我不放心他一人留在这儿，动员他和我一起走。他说：“没事了。这儿离大本营很近，常有为登山队送物资的藏族老乡经过，你快走吧！”我想也有道理，带着我的冲锋枪加速向大本营走去。

我一个人在黑暗中赶路，心里确实紧张。之前，我两人一道奔走，虽然心里也不很踏实，但总还有刘医生同行，总还有相互支撑的精神支柱。现在我和刘医生分手了，其时才感到了“孤独”的滋味，真不好受。路不平，天又黑，心又急，越想赶路，越走不爽快，跌跌撞撞，头上急出了汗。心里觉着似乎有人在后面跟随，于是竟跑起来了。在海拔近5000米的山路上跑，哪能坚持多久？！

我累了。只得冷静下来：怕什么呢？前面是大本营，后面是刘医生，我带有一支冲锋枪，又不是烧火棍！我心里自问：你还当过基干民兵连长呢，怎么这样没有用？我紧握冲锋枪，作好随时射击的准备。

“大不了一拼”心里想开了，人就踏实多了，赶起路来也不跌跌撞撞了。

到了大本营，已近晚上八点。队员们正在吃饺子。我赶到队部向许竞队长汇报了情况，请求派车去支援。许队长当即作了安排，留我在队部吃饺子。我真想大吃一顿。但许队长对我说：“一天不吃饭了，先吃20来个，喝点汤，休息一会儿再吃。”这也许是经验吧。虽然我曾想大吃一顿，但也只好遵命了。

队部派出两组人，一组先去接刘医生，一组驱车去救我们的小车了。当我和留在车上的队友会面后，他们讲，我们走后，他们没有遇到麻烦。看来，我们多疑了，那位藏族青年也许仅仅好奇吧。

4月7日（星期四）晚上，我在大本营的日记中写道：“昨天，我和登山队老刘步行约50公里到大本营。真苦呀！一天一夜滴水未进，又饿又渴又累又怕……为了留在小车上的三位同志，我们几乎以每小时4公里的速度在海拔4500米左右的山路上走。最后四公里，我只身一人在黑暗的山谷中穿行，一步高来一步低地奔跑前进。说真的，我有些后怕。因为那是我一生的第一次啊……”

我想，人生总是难免第一次。第一次孤身一人在珠峰山谷中奔走，第一次孤身一人黑夜行军，第一次体验“孤独”与“恐惧”的滋味……回味一下，确有意义：当你面临孤独与恐惧时，你不要去埋怨那所谓带来你“孤独”与“恐惧”的环境，而要从你内心去发掘产生孤独与恐惧的根源。因为当时让你产生孤独与恐惧的环境无法改变，唯一可改变的是你内心产生“孤独”与“恐惧”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