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们正在大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是在不知不觉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渲染了一种悲壮的色彩，仿佛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会影响短期经济的表现。
但是笔者认为，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那么这种效率的提升，会较快的反映在经济表现中，换句话说，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短期经济表现的提振效果，应该也是比较明显的，不存在所谓的“短痛换长乐”这种悲壮意味。下面我们来看看，过去的几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案例。
首先来看农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18位农民签订了包干保证书，1979年10月，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农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对农产品产量的提升作用是立竿见影的，没有明显的阵痛。
我们来看主要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如下图，单位面积产量，可以视为农业生产效率的体现，其中1949年标准化为1。可以看到，粮食作物的夏粮，油料作物的油菜籽，经济作物的棉花，其单位面积的产量，自1977年开始，出现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快速增长，1984年高速增长基本结束，历时7年左右。真正的农业改革侧改革，对短期的农业产业也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图：主要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1949=1，阴影部分起点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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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一下分税制改革。1978年至1992年，为适应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以对地方和企业放权、让利、搞活为主线，形成了企业承包制和财政包干制，造成中央财政比较困难。以1992年为例，1992年中央财政收入979.53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503.86亿元，中央财政收入仅为地方的39%。
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推动分税制改革，进行事权划分、支出划分、收入划分，建立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
从财政收入的变化来看，由于基数调整，1994年地方财政收入下降，中央财政收入突增，但是整体财政收入增长平稳。1994年之后，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都单边增长。从增速来看，改革前5年，1988-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速9.7%，改革后5年，1994-1998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速17.9%，分税制改革对财政收入增速立竿见影。
图：财政收入（1978=1，红竖线为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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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看一下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这段历史离我们比较近，我们不过多的赘述。那么从下图的人均工业产品产量的变动来看，我们真正的现代工业化，是从90年代末期才真正开始的。
我们将1957年人均产量标准化为1，从下图可以看到，人均产量是自1998年之后，才开始快速的提升。其中，轻工业品，人均布产量，1998年是1957年的2.5倍，2017年是1957年的8倍。重工业品，人均粗钢产量，1998年是1957年的11.2倍，2017年是1957年的72.1倍。能源品，人均发电量，1998年是1957年的31.4倍，2017年是1957年的156.3倍。
图：主要工业品人均产量（1957=1，阴影部分起点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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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本文举了几个案例，包括农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进而为后面的工业化提供了富余的劳动力；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提高了中央财力，加强了宏观调控的能力；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开启了现代工业化的新篇章。
上述改革，以及其他未列出的改革，无疑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除了改革当期，由于基数调整带来的干扰之外，重大改革后不久，经济即爆发出了更大的活力，短期经济的表现同样亮眼。
为什么呢？笔者认为，真正的供给侧改革，其核心要义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破除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所以生产力立刻就会焕发出更大的活力。因此，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持续，在基数干扰消退之后，经济应该会有不错的表现。就像城市道路的拥堵点改造一样，当清除了堵点之后，交通状况应该是立刻得到改善的。
现在市场对明年的预期偏悲观，笔者认为要辨证的看。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从长期大势认识当前形势，认清我国长期向好发展前景”，“发展现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这就意味着现在我们仍然有很大的需求空间，这是我们与日本等国家的根本区别。
但是另一方面，问题主要在于供给端的要素配置效率有待提高，供给端成本太高，供给渠道不畅。我们在前文《我们是否已经透支了未来的增长潜力》中，提出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挖掘未来的增长潜力。第一，改善城镇化布局，寻找更加市场化、更加有效率的城镇化模式；第二，清理人口流动的障碍，推动地区间经济效率的趋同；第三，在未来的5G时代，借助信息化手段，推动服务业的全球竞争；第四，厘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边界，限制国有企业的过度扩张。
随着我们持续深入推动供给侧改革，我们的经济表现将会得到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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