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2018年全球经济形势来看，以欧元区、日本为代表的非美发达经济体，和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放缓现象，反观美国经济则在联储不断升息的背景下独树一帜。美国强势的经济增长一方面受益于其强大的高科技产业，另一方面也表明特朗普上任之初所大力推行的各种政策收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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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特朗普在其第一个任期的前两年内，向世界展示了一个“非典型”总统的形象。对内大刀阔斧推行诸多政策，大幅度降低企业税负，废除奥巴马医保方案，限制移民数量。对外在国际上频频挑起事端，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气候协议、全球移民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屡次以“公平贸易”为由，单方面向世界各国发起贸易战，饱受诟病。但我们认为，特朗普看似“疯狂举动”的背后其实蕴含了其直接而清晰的执政思路。
特朗普全盘经济战略的本质是财政政策，目的在于引导全球要素回流美国本土，重振制造业，兑现最初的竞选承诺。
特朗普在2017年初宣誓就职，客观来讲他所面临的执政环境并不理想，虽然美国在后次贷危机时期出现了一个长期复苏的格局，美股也不断创新高。但更多的问题则表现在非正常化货币政策推动下产生的资产泡沫、高杠杆、高负债以及产出效率的下降。而随着联储利率正常化进程逐步加快，美国经济内生性动能将会受到较大影响。
在这一宏观背景下，特朗普将全球要素回流，重振制造业作为锚定其全盘经济战略的核心内容，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财政政策。通过我们对过往几十年美国产业格局变化的梳理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本土制造业就开始出现了空心化迹象，并且随着日本、德国制造产业崛起，以及随后90年代亚洲四小龙，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美国本土制造业已经形成了一种长期的“三头在外”模式，即原材料、加工和市场均在海外。
而对于特朗普来讲，他在上任之初就开始力推减税政策，目的就在于吸引海外制造企业回迁美国本土，立足于庞大的海外市场需求，对全球产业链进行重构。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在于，在政府刚性支出的前提条件下，减税需要付出额外赤字的代价，也就是利用主动负债来填补税收的短期空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到2020年，联邦预算赤字将超过1万亿美元，而2017财年财政赤字仅为6658亿美元。对于任何一届总统而言，税收和赤字都是重要的外部评价指标，而特朗普利用财政政策通过税收手段引导制造业回迁美国本土后，下一阶段的重要政策目标就是为企业创造一个相对温和的宏观经营环境，在扩大了税基的基础上，进一步令企业实现盈利增长，以税收的增加填补财政赤字。
从2017年底颁布的《减税和就业法案》内容来看，税收优惠更倾向于企业而非一般公民，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征，这也是税改法案在国会投票阶段遭受到巨大阻力的原因之一。而其本质上也凸显了特朗普财政政策的真实意图，即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将优势集中于生产效益更高，组织形式更为健全的企业层面，再通过企业的生产经营、拉动就业、出口、税收等方式，对全社会经济增长起到提振作用。
当然，在全球经济前景面临越来越多不确定性，以及联储升息趋势短时间难以转变的前提之下，特朗普能否通过财政政策使美国经济重新焕发活力，仍然存在很大变数。但就特朗普及其幕僚的施政路径来看，在税改法案获得参议院51-49票通过的那一刻，意味着他的全盘经济战略已经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唯一的出路只有将上述政策贯彻到底。
如果我们将特朗普政府的财政政策比作是一场赌局的话，税改法案无疑是他的筹码，而特朗普赢得这场赌局的条件是需要抓到一手好牌，我们称之为“同花顺”。而所谓“同花顺的五张牌”则分别代表了特朗普全盘经济政策中五个重要目标与诉求：低税率、弱美元、低利率、低油价和低关税。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在无权干涉企业微观经营行为的最基本前提之下，为了赢得赌局，必须要创造一个由上述5个条件所构成的宏观环境，以保证企业可以在一个最适宜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经营。那么下文我们将全面解读“同花顺”的每一张牌。
黑桃10—低税率
特朗普的税改法案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美国跨国企业利润回流成本，同时增加在美国本土的资本开支。另一方面，减税将会有效提高企业净利润，有更大空间进行科研投入或提高薪酬，吸引更多人才。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税务总局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企业海外存留的利润总量在3万亿美元以上，截止2018年三季度末海外利润回流美国本土的规模已经超过万亿美元，政策实施效果好于预期。
我们通过分析过往50年以来历任总统的经济政策时发现，几乎每一任总统在第一个任期的初期，都会推行减税政策，因此特朗普的做法并不会令人感到意外。但重点在于能否在执政后期，可以有效弥补减税所带来的财政赤字，这不仅取决于全球宏观经济形势，更与总统执政期间的政策能否持续推行，政策制定是否考虑全面周详，有直接的关系。
黑桃J—弱美元
弱势美元对美国本土制造企业最大贡献在于提高产品在全球市场的价格竞争力，进而可以有效削减贸易逆差，这一点是特朗普追逐弱势美元最为核心的原因。
从历史上美元指数与美国贸易赤字相关性来看，美元指数下跌对改善贸易赤字确实存在比较明显的效果。而在特朗普上任之初，包括其幕僚团队也多次表达对弱美元的诉求，一方面将原因归结于贸易对手的“汇率干预”，但是更多则是表达对美国自身存在“汇率失调”的不满。
另一方面，在海外企业利润持续回流美国本土这一过程中，弱势美元有利于维持与非美货币的相对汇率优势。除此之外，由于本轮美股核心驱动力来自于股份回购对EPS的提振，若利润回流如果可以保持顺畅，将会对美股起到一定的提振效果。特别是在美股面临全球经济下行、联储升息导致债务融资成本走高、负债率提升或拖累主体评级等利空冲击之下，利润回流对美股的利好就显得尤为重要。
虽然近期美元指数表现得仍然较为坚挺，但不可否认的是，特朗普所主导的弱势美元政策已经初见成效，并且面临的后期不确定性正在降低。特别是在欧洲、日本、英国三个占比美元权重较大经济体均存在显著经济回落风险时，美元指数仍然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不是持续强势。
欧元区自2018年初以来就显示出疲态，银行业和外贸产业是主要拖累，另外近期“黄马甲”行动已经蔓延法、德两国，不排除后续可能蔓延至全欧洲的可能。日本方面则受累于量化宽松政策后经济依然未出现明显的复苏态势，如果全球需求回落速度加快，将会对日本这一典型的外向型产业形成较大冲击，且日本央行仍然迟迟无法退出非常规化的货币政策，市场担忧在下一次危机来临之时，日本央行可能会无计可施。另外英国近期在脱欧前景充满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英镑回落速度也是显然超出预期的。
黑桃Q—低利率
普适性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由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主导的广谱利率上升，无论是对经济增长还是对风险资产定价，都存在着极大负面影响，这一点在联储政策上也不例外。
广谱利率的回升一方面将直接提高企业负债成本，另一方面也会伴随着流动性收缩。以美国个人抵押贷款利率（30年期）为例，由2016年三季度的低点3.4%，大幅回升至2018年11月接近5%的水平。随着房屋贷款利率的逐步走高，美国房地产市场也开始出现加速回落迹象。
就风险资产定价来看，我们用席勒标普500市盈率的倒数（E/P），来衡量美股的股息率水平，发现在今年10月已经与10年期美债收益率出现倒挂，意味着无风险利率上行已经开始对风险资产出现了直接的压制效果。当风险资产和无风险利率收益水平相当的时候，意味着风险资产收益的吸引力将会大大降低，市场将会以价格下跌的形式进行自发性调整。进一步来看，由于美国ETF、401K等模式占据主流，导致在GDP中占比超过6成的私人消费在多数时间内是跟随着美股长期趋势波动的，因此美股定价在受到广谱利率上行制约的同时，将直接导致经济增长内生性动力出现衰减。
总体而言在利率环境偏紧的格局之下，美国整体经济增长将受到极大制约。
而特朗普在2017年初宣誓就职，正处于联储升息节奏加快的阶段，特别是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前两年，联储已经升息7次，这也是特朗普对美联储表示极大不满的核心原因。但我们看到在12月FOMC声明中呈现出了明显的鸽派特征，在下调中性利率区间的同时，下调了经济增长和通胀预期，渐进式地加息路径确实在按照特朗普全盘经济战略的方向在发展。尽管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容置疑，但我们认为特朗普就能否抓到低利率这张牌的问题，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
黑桃K—低油价
原油价格作为衡量全球通胀水平的锚，是决定着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生产经营是否友好的重要因素之一。
70年代和90年代分别发生过的三次石油危机，均导致当时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不同程度的滞胀，企业利润受到经营成本和薪酬不断抬升的严重挤压，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经济衰退。对特朗普而言，其全盘经济战略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保证原油价格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避免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对利润的侵蚀。
就原油定价逻辑来看，需求端主要是由市场化所决定的，而供给端更多的是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扰动。特朗普一方面就沙特记者被杀案向沙特王室施压换取原油不减产的承诺，同时还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中，豁免了8个原油需求大国。另一方面则不断提高美国本土页岩油产量，截止2018年11月，美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产油国。
原油价格在短时期内跌幅超过40%，固然有全球经济下滑的担忧，但特朗普主导的供给端因素，也是原油供需平衡状态被打破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原油价格仍然维持一个寻底的格局，特朗普“低油价”这一张牌，已经稳稳地抓在手上。
黑桃A—低关税
低关税政策对后期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至关重要。
正如我们前文所述，以财政政策为支柱的特朗普全盘经济战略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以减税的形式将跨国企业召回美国本土，通过一系列生产、研发途径，向全球输出商品以实现企业盈利，改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所谓“三头在外”的产业发展模式。而减税政策所致的企业回迁已经获得了超预期成果，那么对特朗普而言，下一阶段的政策重点，除了对内改善企业宏观经营环境以外，就是在最大程度上为企业创造一个友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关税问题至关重要。
正是由于这种长期形成的“三头在外”模式，即原材料、生产和市场均在海外，所以其他国家对美国出口产品征收2.5%还是25%的关税并不重要。但如果特朗普政策重心转向重振制造业的话，那么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税壁垒将成为阻碍美国企业出口利润增长的重要因素。以汽车产业为例，欧盟对美国出口的小型乘用车征收10%的关税，而美国仅对欧盟生产的同类型汽车仅征收2.5%的关税。对华出口的关税壁垒更突出，为25%（7月1日之前）对2.5%。
美国外贸政策的调整，对包括中国、德国在内的，以出口制造业为核心产业的国家存在巨大负面影响。但对特朗普而言，这将是重塑全球产业链，修复美国巨大贸易逆差的必要途径，也是其全盘经济战略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观点总结：
总体来看，特朗普全盘经济战略是建立在上述“五张牌”的逻辑框架下，通过财政政策手段，使全球要素回流美国本土，重塑全球贸易产业链。同时创造一个适宜企业生产经营的宏观环境，立足于出口为企业创造利润，以利润提高税收，在填补赤字缺口的同时，激活全产业链活力，并实现美国经济的再次腾飞。在这一既定的政策框架下，低税率、弱美元、低利率、低油价和低关税的“五张牌”，将是决定未来能否实现这一政策目标的重要条件。
尽管现阶段全球经济增长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从包括权益市场、大宗商品等诸多风险资产的表现来看，也已经进入技术性熊市。但我们认为，在特朗普及其团队的努力之下，已经基本将这“五张牌”抓在手中，这将为强化后期美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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