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31日，中国企业华为官方推特（Twitter）以华为全体员工的名义向网友送上新年祝福，并顺便给自己做了一波宣传。
自华为首席财务官（CFO）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后，华为便遭多国抵制，除美国外，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对华为进行封杀。对此2019年1月1日表示，这些国家封杀华为，却没找到好的替代选项。
事实上，在中国人心目中，华为近些年的存在感与日俱增。中国市场的华为高端手机的销量仅次于苹果和三星；而在中低端手机方面，华为的“荣耀系列”在与小米和VIVO的争夺中也完全不落下风。在中国，使用华为手机的人随处可见，现在，在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的同时助力下，华为已经超越苹果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品牌。
甚至进一步而言，于习近平而言，任正非和他的华为，可能更符合这位中共强势领导者心目中中国企业家的形象。任正非敢闯敢干、踏踏实实做实业的个人性格和企业气质，也与习近平心目中所期望的中国“改革先锋”，有着天然契合。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企业理念颇受中国民众赞扬（图源：Reuters）
“心无旁骛”与“踏踏实实”
中国小说《亮剑》里有一段话，一个团队，这个团队的创始人是什么样子，他的灵魂会深刻地刻进这个团队，这个团队就是什么样子的。这种判断，适用于政界和商界，也适用于习近平与任正非。
要理解这段话，就首先要看习近平对于中国企业家的要求是什么？
答案在2018年10月习近平给中国企业的一封信中能看到端倪。在当时民营经济风波中，习近平以十分明确的信号表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中共）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把握时代大势，坚定发展信心，心无旁骛创新创造，踏踏实实办好企业”。这句话的关键词有二，“心无旁骛创新创造”和“踏踏实实办好企业”。
反观任正非与华为，恰恰符合这两点标准。
以“心无旁骛创新创造”而言，尽管今天中国已经有大批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但是其中多数企业在“研发创新”领域并不擅长。华为是个例外，近年，华为投入的研发费用占收入的比例已上升至15%左右，过去10年，华为研发投入高达3100亿元人民币，光2016年就投入了764亿元人民币。2017年，华为的研发投入897亿元,约占总收入的14.9%。中国最为著名的“BAT”研发投入分别为170亿元、118亿元和101.5亿元，华为的研发投入是BAT总和的3倍左右。
高昂的研发费用带来的丰厚的汇报，华为在5G市场上一骑绝尘与此息息相关。但是，“创新”一词在华为的“管理词典”中却不多见，在任正非20多年来的上百次讲话、文章和华为的文件中，“创新”是被提到最少的。尤其在近两年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大行其道、风靡整个中国产业界的氛围下，任正非却在华为15万员工中大谈以乌龟精神追赶龙飞船，要求上上下下“拒绝机会主义”，沿着华为既定的道路，并且不被路旁的鲜花所干扰，坚定信心地朝前走……这一切不正是“心无旁骛创新创造”吗？
“踏踏实实办好企业” 这句话看似简单，对于前几年处在热钱，投机，盛行“猪在风口也能飞起来”论的中国企业，又是何其难。任正非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已经很不简单。”不搞金融、不炒房地产的华为能够以实业发展至今天地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一条路走到底的坚持。
反观包括王健林在内的一些中国企业家，他们喜欢将“我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挂在嘴边，但是十八大后，因为习近平曾经和“棋圣”聂卫平看过足球，因为中国政府希望扩大全球影响力，这些中国商人就疯狂的收购国际足球俱乐部，收购影院、酒店，以为这样能够迎合“上意”。但是，今天中国的问题是足球吗？是影院吗，是酒店吗？“民族复兴”靠的是这些吗？
2017年8月18日，中国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央行四部委紧急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通知要求，限制开展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说白了，这份文件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限制资本外流。更不准借国内的钱，去买国外的东西，尤其是“玩物丧志”的房地产和文娱项目，便是明证。
“不被个别西方国家认同，不要埋怨，因为我们做得还不够好”
在“心无旁骛”和“踏踏实实”之外，任正非和他领导的华为身上还有一个多数企业没有的特质——谦逊自省精神，尤其在中国企业越来越强大，中国人越来越有钱，民族主义在中国盛行的今天，尤为难能可贵。
当中国商人热衷在各种论坛上指点江山时，任正非却一直保持他的低调。当华为不断崛起，越来越多的媒体夸任正非：“很神秘、很伟大。”任正非很老实地说：“其实我知道我自己，名实不符。我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而隐藏起来，而是因害怕而低调的。”对于媒体的修饰和包装，任正非说的最多的，就是“那不符合实际”。“我小时候成绩不好，当兵也不是优秀的兵。从小就想做伟大领袖，一创业就想做世界第一，这不符合实际。人一成功后，容易被媒体包装他的伟大，它没看到我们鼠窜的样子。”
再看，“孟晚舟事件”后，任正非在华为内部讲话时没有自怨自艾，也没有高亢激昂，而是说华为“不被个别西方国家认同，不要埋怨，因为我们做得还不够好”，“美国不认同我们，我们就把5G做得更好，争取更多的西方客户”。
他表示，华为过去30年的发展，不仅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环境，也受益于全球化的产业环境。1990年代美国数位技术兴起，全球化电子工业开始起飞，中国改革开放恰好跟上了这个时代。而华为“这只小麻雀正好出窝，一步步跟随，刚好每一步都踩在鼓点上，直到今天我们才刚刚走到了起跑线”。
任正非指出，当前中国还缺乏对西方世界权力结构、文化与冲突、价值观、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在西方“占据强势话语权和世界主流价值观地位”的现实下，只有站在西方的立场上理解西方价值观，基于西方的思维方式进行对话，才能有效沟通，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还说，华为不能低估全球权力格局的动态变化，不能盲目自信地“像100多年前义和团那样”。要将外部环境的压力变成倒逼业务创新与管理改进的动力。要借鉴世界和中国发展史，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开放进取、自我变革”才能不断强大。至于走向封闭收敛，是没有出路的。
如果将任正非的讲话同习近平改革开放40周年讲话对比，与此前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不称霸”的宣誓对比，就会发现这种在国家或企业强大之后，仍然对自身实力和外界褒贬有清醒认知和自谦，习近平和任正非骨子里有着某种特质上的共鸣。
可以说，任正非作为中国老一代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与马云等稍年轻一代企业家相比，在个人和企业性格上，更为低调沉稳。无论是阿里巴巴还是腾讯亦或者百度，马云、马化腾和李彦都喜欢站在风头浪尖，喜欢做那个万众瞩目中的弄潮儿。
此前在大陆网络上流行一个视频，是另一名中国互联网江湖大佬丁磊在接受财经作家吴晓波《十年二十人》节目，节目中在谈到阿里巴巴和腾讯布局那么多的投资而网易迟迟未动，丁磊的会带是“不是我们不想投，是好的项目实在不多”，一笔带过。
而在谈到华为时，这个与“二马”齐名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家说，2000年的时候就觉得华为很厉害，“那时经常看华为内部的材料，跟他们学习管理方法。我自己做通信行业出身，我知道他们的能力是真枪实弹的能力。” 两相对比，这是任正非骨子里与马云的不同。
狼性文化与“撸起袖子”
如果说任正非和华为还有哪一点能够得到习近平的认同，或许就是在外界争议颇大，但也被认为是华为成功根基的“狼性”企业文化。任正非认为，企业要发展，就必须要有狼性，也就是，要像狼一样有敏锐的嗅觉，有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还要有群体奋斗的意识。
这种狼性文化源于华为作为中国民营企业，在早期既没有外来资本的扶持，也没有国家政策的帮助，从成立时几人小作坊，到90年代初面对“七国八制”“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华为），没有一点狼性恐怕难以杀出一条血路。据说那时候华为新员工报到之后，要去总务室领一条毛巾被、一张床垫当家当。
一是用于午休，主要是晚上加班，可直接在上面将就一晚。这在华为内部被称为“床垫文化”。任正非自己的说法是“炼狱”，“华为20年的炼狱，只有我们自己和家人才能体会。每周工作40个小时，怎么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完成产业转换和产业升级呢？”其间，华为屡获至高荣耀，多次绝处逢生，都离不开这种战斗状态的保持。
而面对中国开放的挑战，面对改革中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压力，改革中好改的已经改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习近平给的答案是什么？是“撸求袖子加油干”。这种充满浓郁共产党式、中国北方式语言风格的表述，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狼性文化”、“背水一战”性格的外向展示。
当然，中国海内外对于任正非和华为的肯定，以及我们此文想要表述的观点，并非是在厚此薄彼，通过任正非对于中国企业家进行批评。无论是阿里巴巴，腾讯还是百度，甚至包括其他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中国企业，他们都同样值得赞扬和认同。
只是作为同样经历过一穷二白，封闭保守的社会，习近平和任正非，对于中国改革和发展有着共同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也是观察华为乃至习近平时代执政风格的一扇“共通”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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