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月2日，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循例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之际向台湾喊话，发表其和平统一之新主张，概而言之为“习五点”。事实上，在中共历史上，自1979年元旦最著名的《告台湾同胞书》后，除邓小平及其同时代中共政要抛出“一国两制”外，江泽民、胡锦涛亦分别因应当时两岸局势在1995年1月及2008年12月提出和平统一台湾之“江八条”“胡六点”。于今天，蔡英文政府主政下的台湾与大陆又呈现一波折周期，习近平的长篇发言又究竟是承继既往中共对台主张，还是别有新意的政策转向呢？
习近平的发言包含了不少心意，比如他没有复述他的前任对台主张（图源：Reuters）
粗略看，人们可以从习近平当天的讲话中发觉异乎前任的三大变化：
其一，习近平在当天的讲话中没有重申前任的对台政策主张，甚至连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构想也未清晰点出。
1995年1月31日，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其《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中提出了著名的对台主张“江八条”。其中，他在讲话的起始部分大段引用了邓小平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凡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希望中国统一，分裂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允许有什么“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坚决反对“台湾独立”。解决台湾问题无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的方式，一种是非和平的方式，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外国干涉。我们坚持用和平的方式，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同时我们不能承诺根本不使用武力，如果承诺了这一点，只能使和平统一成为不可能，只能导致用武力解决问题。统一以后实行“一国两制”，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保持原有的制度。“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统一后，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同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及民间交往不变。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有高度的自治权，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包括终审权），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党、政、军等系统都由自己管理。中央政府不派军队、行政人员驻台，而且在中央政府里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而《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前夕（2008年12月31日），时任大陆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亦在《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对邓小平和前任江泽民的主张进行了如下表述：
30年来，我们为促进台湾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系列对台方针政策。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为确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江泽民同志提出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丰富和发展了对台方针政策。
习近平的讲话同样从1949年的起点（如今两岸分治近70年）说起，但是对“江八条”“胡六点”乃至“一国两制”的不着笔墨出于什么考虑，想必会引人思考。这当然表明了他对两岸现状的判断，表明情势已经今非昔比，一些主张或许并不适用。作为一种历时性的判断， “江八条”“胡六点”更多反映当时的两岸现状。
其二，具体到内容来看，
习近平的确并没有像他的两位前任那样，将思路局限在接受现有的两岸分治甚至交流融合的框架下，而是更进一步，考虑到了“和平统一”之后的情形。
如此，他便将其主张与1979年及其稍好的“一国两制”具体实践内容连接了起来。
事实上，江泽民提出“江八条”时值两岸关系处于激化边缘时期，李登辉上台使得台独势力处于一个快速上升周期，因此，对于江泽民来说，首要任务在于警示台独。当然，江的喊话在当时不可能起到太大的作用，两岸关系一度滑向兵戎相见的地步。
胡锦涛发表讲话时恰恰是马英九政府缓和与大陆关系，并进而推动全面“三通”的良好周期。但事实证明，两岸关系大踏步迈进缺乏现实基础，尤其是在当时马英九刚刚上台的背景下。 因此，胡锦涛对两岸关系的判断也是相当现实的。他在其六点主张中明确表明，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而这种务实内容中，当然首当其冲的是最敏感的军事安全互信。
习近平没有撇开当下两岸的政治对立现实。但是对于他来说，“完成祖国统一”自中共十九大报告列入三大历史任务后，便成为搁在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间表里的当然项。所以，这份习近平的对台喊话不仅要着眼现实的技术层面，还是对统一战略的设想。
习近平在其第二条对台主张中提到将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在回应“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后，习近平粗略地重申了“一国两制”的两制内涵，即其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
这一表述已经并非简单复述邓小平等人的政治主张，而是在考虑“两制”的统一战略设计。也即是表明，统一的“善后”制度安排已经在清晰考量范围中。当然，这仍然属于较为原则性的。
其三，相较于“江八条”“胡六点”，习近平的表态更清晰地展露了中共对台政策新调整。这种调整是基于对台湾内部政治和社会问题演变的进一步认知所做出的。概而言之，以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2018年1月所转述的判断“硬的更硬，软的更软”最为精准。
2014年3月份发生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应该被视为推动中共改变对台策略的一个重要助推器。马英九执政后期发生的这次群体集会不仅延宕了两岸经济交流，同时也提醒了大陆长期漠视台湾新生代和底层群体在两岸经贸交流中的利益诉求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此后，大陆开始将相当注意力转至台湾年青一代，邀请并鼓励台湾年轻人到大陆学习、考察、就业、创业，扩大民间融合的“接触面”。趁2017年十九大和随后的大陆十三届一次会议召开，涉台人事洗牌，外交官出身的刘结一取代张志军出任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则转任海协会会长，同时即有惠台31条出笼，以“公平”等原则放宽台胞参与大陆经济社会活动条件，给予国民待遇。
在此番习近平讲话中，这大约正是所谓“软的更软”范畴。而与此同时，习近平在全文多次强硬喊话之外，更多的乃是对台湾的和平呼吁。
于是，尤其是在蔡政府在新年不断抛出诸如“四个必须”“三道防线”之类的概念后更见“是”“非”所指。“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他在这段描述中透露出“切割”思维，团结统一力量而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力量，所谓武力针对的是台独而非统一力量。
总而言之，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后，中国大陆政府所面临的局面已有较大变化。两岸攻守之势虽然已成，但是统一仍然是一个颇为紧迫却十分棘手的复杂问题。中共需要对历史有所交代，但是要按照其构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平解决，需要时机也需要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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