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由越南副总理武德詹签发的“政府决定”文件正在河内的产经界人士之间流传。根据这份代号“1851 / QD-TTg”的文件，此前苦于低附加值技术倾销的越南似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手段。
河内方面已计划以2025到2030年为限，加速“高新技术、基础技术”向越南转让的进程，进而采取“自主化和发展的政策”。这种口号很容易让人与越南总理阮春福在11月20日掀起的“越南货征服越南人”运动展开类比，越方的决心也由此可见一斑。
很显然，在西方鼓吹“越南优势”，大举搬迁代工厂之际，河内方面为确立其“工业4.0”方针，避免成为外界输出过时技术的垃圾桶，也终于拿出了政府层面的决策。
以阮富仲为首的越南政治高层已趋于稳定，河内对经济成果的需求也由此日益突出（图源：VCG）
越南已经发现危机。
2018年3月后的中美贸易战风潮让不少西方观察家开始考量把工厂转设越南的计划。不少外界分析人士在2018年下半年津津乐道此节，并将其视为一种对河内的考验。但越南经济界人士早在2018年4月前后就发现了类似的问题。
有迹象显示，越南各界已经逐渐对2016年开始大力发展的纺织品服装、鞋类、电子产品、机器、汽车组装、高科技工业等六个辅助工业产业感到厌倦。越南长期以来为人代工，却不能发展自身轻重工业能力，这让河内不想继续扮演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下游位置。
越南辅助工业企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虽然越南每年手机、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纺织成衣等商品出口额达数千亿美元，但越南工厂生产的只是低附加值的产品，当该国50万家企业当中只有0.3%的企业参与到类似产业的制造活动时，西方国家在2018年掀起的向越南设厂的风潮对该国产业界的刺激就显得比较有限。
对越南来说，该国目前最迫切的需求莫过于加大该国工业品国产化的比重。在2018年时，这一比率是相当不堪的：越南的汽车工业产品国产化率在5%至20%之间，电子产品的国产化率只到5%到10%，即便是鞋类这种最常见的轻工业品，越南的国产化率也只有30%。这一水准远低于其他东盟国家，也让河内在2018年提倡的“工业4.0”显得有些虚幻。
越南虽然在旅游业上受益匪浅，但该国更期待发展的仍是制造业（图源：VCG）
面对这种困境，越南各地都推出过尝试发展经济的地区振兴方案，譬如河内方面就提出过一个从2017年到2020年的计划，该计划打算在河内周边推出900家企业从事深加工，并尝试让其中的接近400家企业具备国际水准。
在2018年，越南汽车工业还通过与德国宝马、西门子、博世等公司合作，通过专利转让等手段，在当年12月推出了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品牌“Vinfast”。但这种小规模的方案与尝试终究难以轻易解决越南工业整体低技术含量的问题。
河内的自救命令。
这样一来，当河内方面发布有关加速“技术转让”的政府决定时，不少观察人士顿时眼前一亮。的确，越南从2013年就开始了从日本等国“技术转让”的进程，但越南此前从外国引进的可能并不是该国迫切需要的尖端技术，这就像日本在2015年向越南赠送的海防船一样：看似崭新，实则都是翻新的旧船。这种东西显然不是以阮富仲为首的河内方面所期待的。
事实上，河内方面对于“越南制造”突破口的定位也比较明确。越南很清楚自己在轻重工业上的长处和短处：该国在信息技术领域上已经拥有了以越军电信（Viettel）为首的一批在全球有影响力的公司，越南在农业、淡水养殖业上的基础也较为突出。
西方生活方式和西方技术都已经在越南颇具规模，但后者较之世界一流水平就显得落后了（图源：Getty）
于是，越方虽在政府文件里把技术转让的范围扩展到了“信息与传媒、工业、农业、建设、交通运输、医疗卫生、自然资源、农林水产品保管与加工、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但其行动核心仍是该国的几大突出产业。
根据文件显示，越方首先希望能借助外来资源开发开发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尤其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网络，进而在这一基础上尽快研发电信硬件设备等应用的嵌入式软件技术。其次，河内还尝试利用国际先进经验，开发自行制造的家用电子产品，太阳能电池等设备。
此外，越方还寻求在高科技农业领域利用外来技术培育新型牲畜、低病害鱼类（如巴沙鱼等）和温室农产品。当越方还把这一系列技术引进、技术转让的目标下限延伸到2030年时，在这种前提下确立起来的“越南制造”就具备了一定的可操作性，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建设优质越南品牌”的目标也由此逐渐现实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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