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终结之时，许多香港人会在这个时候许下新年愿望。普罗大众期望什么？无非是适足的居所、能够应付生活的工资、合理的劳动保障、安稳的退休生活……没有人天真到以为管治者能够建设出乌托邦。但香港作为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政府绝对有能力满足民众卑微的愿望，让他们分享到经济成果。
城市空间狭小的香港，被列为全球最难以负担的房地产市场，密集而成的大厦已成为当地的标志性符号（图源：VCG）
一年前，香港人期待着女性特首林郑月娥能够“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期望她在号称“林郑元年”的执政初期大展拳脚、有所作为。过去这一年内，林郑的确做出了一些变革，但整体而言，香港政府的施政仍未回应民众的基本期望。
虽然林郑一定对香港的社会问题有感，也认识到港府的管治存在积弊。然而，管治者倘若远离民众，就难以对社会问题有恰当认识，容易背离人民的期望。要真正做到社会变革，林郑在新的一年就应该走进香港的大小社区，感受人民的困苦与渴望，只有这样，她才算得上与民同行。
搞清服务对象 莫忘从政初衷
谁是服务对象，是管治者必须回答的问题。管治者服务的必然是所有人民，政策要顾及社会整体利益。而社会上层所需要的扶助，必然比中下阶层少。故此，扶助中下阶层应是施政的主要方向。
港府不可能认识不到香港存在数量庞大的中下阶层。 以2018年最新的香港家庭入息中位数等数据作为衡量标准，可以惊人地发现，有一半的香港家庭住户的收入等级在此之下；根据香港扶贫委员会此前公布的数据，2018年的香港贫穷人口在政策介入后仍逾百万。
香港的生活成本高昂，中下阶层生活捉襟见肘，亟待政府提供保障支援。特别是当社会中下阶层的利益与商界产生矛盾时，港府须清楚认识谁是弱势，谁需要优先保障。
但可惜的是，香港官员往往未能认清谁是政府的主要服务对象，屡屡做出牺牲大众利益的决定。香港荒谬的社会结构，可以见诸于这一年里两项排名：世界银行在2018年11月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香港上升一位，排名第四；世界经济论坛在2018年10月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香港的劳工权益在14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116，已然沦为倒数。
反观，在营商环境报告排名第7的北欧国家挪威，在竞争力报告中劳工权益一项排名也高踞第6位，反映出了营商环境与劳工权益并不必然存在矛盾。
香港的城市氛围极利于营商，劳福保障却在这之中严重不足，这荒谬的局面之所以形成，是因为香港官员们的管治理念一直都存在极大偏差。
如此扭曲的成因有三：其一，经济自由主义是香港的殖民地时代遗产，受这种意识形态影响，官员视所有港人为独立个体，没有认识到他们力量的不平等；其二，官员普遍存在精英心态，视民众的诉求都是过激、民粹，不符合政府一贯的管治理念，官员长期远离民众，更助长了精英心态；其三，对香港经济的放任自由早已有之，就算是稍微触碰到既得利益者的政策，都会招来极大反响，这令官员的施政进一步偏离保护弱势阶层的主要方向。
香港现行政策本已极为便利大企业营商，港府目前在做的，至多也只是稍为新兴行业拆墙松绑。但时间早已证明，放任自由的经济模式不利基层，港府未来必须订立有利于基层的法规政策，重塑城市资源分配比例，尽一切方法压低普罗大众的生活成本——如果认识不到、做不到这点，施政必然步入歧途。
因为房价过高，很多香港人被迫挤在狭小的居住空间内（图源：VCG）
官员思维离地 政策难以到位
相对于那些完全站在既得利益阶层一方的管治精英，林郑显然对香港的社会问题更加有感悟，也相对比那些利益群体更有为。只是这种有感、有为，却是建基于过去数届港府的冷漠、无为。如果考虑到当前香港的社会问题有多严峻，更折射了她在过去这一年里所做的还远不足够。
以房屋为例，林郑纵然提升了香港新增公私营房屋的比例至七比三，但这样的比例也只是以单位数目而非土地面积计算，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公营房屋接下来依旧难望大幅增加。上届梁振英政府在寻觅土地的问题上主张以私楼优先，公营房屋的落成进度远远落后预期，如今，即便推出新公私营房屋比例后，林郑政府恐怕也难以达致整体房屋由公营主导的目标。
土地方面，港府推出了包括公私合营方案、明日大屿计划等在内的连串政策方案，但对于收回香港地产商手中的农地则一直回避，甚至隐约表态，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对于是否决定收回一个殖民时代遗留的高尔夫球场，以纾解房屋供应的困局，港府目前也未置可否。港府对挑动既得利益者的觅地措施，到今未有明确表态，令不少人质疑，觅地政策最终只会是雷声大雨点小。
劳动与社会福利权益方面，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法定标准工时、全民退保等方案早被港府视为不可行，取而代之的，是不伦不类的指引工时及年金计划等措施。至于引发民怨已久的强积金对冲议题，港府最终制定的方案，居然是为商界补贴近巨额偿金。但众所周知，绝大多数大型企业均有能力负担对冲金额，而港府只要针对中小企提供补贴，即可省回大笔金钱，并将之用于本该着眼的民生政策。
而扶贫方面，2018年香港的贫穷人口在政策介入后仍逾百万。虽然今届林郑政府比起往届港府进取了一些，增加了在职家庭生活津贴的金额，但由于津贴的金额过低，即便增加金额后也难大幅减低贫穷人数。相反，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等一众高官日常的发言及他们在网络上所写的文章，都让香港人忧心，这些官员正在将贫穷视作常态，而非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也许这些官员回顾自己多年来的施政过程，会认为已经尽了力，又认为民众的一系列意见仍是激进、非理性。但有时社会问题严峻到一个地步，激进的政策实属必需。反之，官员明明看到了香港市民长期受着煎熬，明知过去的措施不可能根治问题，仍因循守旧、执意为之，这才是真正的不理性。
香港的官员们必须要认识到，社会问题不是冷冰冰的数据，背后还是民众的真情实感。从庞大的贫穷人口已经可以洞见香港社会问题的严峻，官员有必要深刻认识到社会中下阶层香港人的真实处境，从而理解“民之所欲”究竟指的是什么。官员不应因为城市的贫穷数字稍有回落或是大众的整体工资稍为上升而沾沾自喜，而应该认识到，依旧生活困苦当中的人民，对此一刻也嫌多。
被普遍解读为正在获得北京方面加持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面对城市的房地产困境，她或许需要担负更大的改革责任（图源：新华社）
民之所欲 须常在官心
要体会香港大众的真实处境，城市的官员们就必须要多走进社区、多与普通市民接触。举例来说，房屋问题不只是一堆数据，还牵涉香港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与尊严。蜷缩在㓥房里的居民，深受居住环境恶劣所困扰，因空间极度狭小而食枕难安，这些是没有亲历其境的人难以体会的。香港人乐见那位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曾经探访㓥房户并为此哽咽的场景，可惜这类真实体察民情的政治活动无以为继。
有舆论会认为，官员走出办公大楼来到老旧社区，只是摆摆样子的政治作秀罢了。这也许是事实，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些政治作秀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官员脱离自身位置思考问题。
社会基层是真正的沉默大多数，无论生存环境多严峻，他们大多会默然接受，而不是主动反映问题，更遑论要这些人走上街头发起抗议；如果管治者不走进民间，不聆听他们的声音，社会问题就一定难见出路。
再者，政治人物的使命本来就是要取信于民，多做一些政治秀来改善形象，即便目的不够纯粹，也并非坏事。更何况，只要官员在走进社区后，能够切实回应民间需要，那这些政治秀就不会成为负面标签，更可产生正面效果。
回顾2018年，即便林郑月娥的表现确比过去的特首更加有为，但整体而言，她却难言做到了“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与她的选举口号“与大众同行”亦有相当距离。“与大众同行”不该只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成为特首从政的目标、为政的原则。也许处身管治阶层久了，又或者公事繁忙，林郑已经少有接触一般香港民众，在未来一年，香港人期待她应多利用好空余时间，与城市的中下阶层接触，多走进诸如深水埗这样的城市著名“贫民区”，而不是像不久前那般，跑去内地城市济南旅游、打卡、度假。
香港无论在土地、房屋、教育、就业、劳福等方面都亟待改革，以香港的经济条件，只要官员有正确的认识，改善城中市民的生活，其实并非难事。管治者须谨记，为普罗大众、特别是为中下阶层香港人服务，扫除种种社会积弊，让市民落空多年的卑微愿望得以实现，是他们当前最重要的责任。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