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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一个大秘密还未见披露:戒严令为何没按常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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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一个大秘密还未见披露----无论在赵紫阳的《改革进程》,还是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其中包括军队入城内情),以及吴仁华那本几近专业水准的的《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什麽呢?那就是:戒严令发布了,却不按常规实施。有意?无意?爲什麽?

陈希同在他7月7日对人大的报告里说,“5月19日下午4时许,有人自称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拿著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即将实行戒严的消息”。由于政府“决策事先被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所掌握,部队(即来自五大军区的十个集团军十万兵力–作者)进城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阻挠”。你信麽?

不错,刚刚开进的头一、两天,在“军民鱼水”已经宣传了半个世纪的中国,确实发生过热诚学生、良善妇孺使这个师、那个团暂停待命的场面。但在第三天、第四天和以后整整十天里呢,机械化作战序列进入攻击出发地而不作爲,是因爲广场“数万人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而令威武之师、仁义之师不忍有所动作麽?野战军不动,装备精良的首都警察和武装警察呢?更遑论共産党的传家把式:党团系统、工青妇系统、街道居委会系统?

陈希同以“政府和部队在戒严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态度”解释。这“克制”不发生在517的会议上而在军事部署完成之后--恐怕不能服人吧?

那时候活跃在广场上的,已经不仅“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八十年代最耀眼的“老师们”联袂加入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不但已经成立,更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依“天安门民主运动真正的幕后英雄”(刘宾雁语)郑义对形势的分析,“现在广场的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而且越来越好。”

这番话,是他在各团体紧急磋商的“联席会议”上说的。那时戒严令发布已有一周,郑作家不明白刘刚爲什麽老是撤出撤出--既有高扬之道义、又有无须监督的财金支援,居然放弃“永久占据天安门广场”!刘刚、刘苏里他们有数的几个“撤”派不依不饶,把“三大学生领袖”按到了527联席会议,最后终于说服大家,接受了“5月30日撤出”的提议。

刘等不敢耽误,立即出发到广场落实撤出方案。不料转眼间,“发现柴玲又变卦不同意5月30日撤出广场计划,并说是李禄的意见”。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以联席会议名义安排了在纪念碑举行“五月三十日撤出天安门广场动员大会”。大会由刘苏里主持。王丹、吾尔开希分别讲话,强调北京民主运动所取得的重大成功,并将尽快向全国各地延伸云云。接著,按照事先安排,应由柴玲将刘刚草拟的撤出方案宣布。

柴玲站起来,一手持话筒,另一手拿著字条。她没有高声读出撤离广场大游行的路线和各地区同学进驻北京不同高校的方案,而是说:“5月30日撤出天安门广场,不是我们广场指挥部的决定,也不是我们坚持在广场的广大学生的意愿”,说著以手指向刘刚、刘苏里一干人:“而是他们,那些所谓的精英们的意见”--下边(多爲刚从外地赶往广场的同学)一片哗然。刘刚计划流産。接下来,广场“自由村”安营扎寨、民主大学成立、民主女神像耸立……“郑义等人所期望的庆典似的成功革命”已见曙光……直到六三开枪。有文章说,柴玲成功逃脱赴美之后,在接受访问时对她当时的举动曾作如下解说:是赵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抑或智囊,授意她这样做的。

如果所言属实,那是因爲,在“5.27”那次讨论撤离的联席会议上,还有一个被否决的“6月20日撤出”方案--此方案的要点在于:把民衆留在广场,再多留20天,或许得以成爲即将召开之人大的我方筹码。

从那时到月底月初,依旧有人在爲“撤离”做努力。最活跃的,除了引人瞩目的“四君子”,当是被柴玲称作“公安特务”的外高联总指挥连胜德了。6月1日早晨,他在广场上宣布大撤退,并欲召集记者会。按照封从德的记载,此举“幸爲外高联同学所阻,当即罢免了他的总指挥职务”。封从德说:“此前一、二天,有个自称‘代表李鹏和政治局’的国务院办公室的秘书,到广场指挥部来对我们说:要是能将请愿同学撤出广场,你们就是国家的功臣;要是觉得有困难,我们在广场上还有不少人随时可以听从你们的调遣。”

封从德揭露“这个国办秘书爲外高联的领袖在北京饭店包了房间,而从那时起,连胜德便在外高联游说退场。”敌我界限分明的他和柴玲,遂决定“更不能撤离广场”,而是要“及时地揭露政府的阴谋”。

戒严部队按兵不动,除了将事情做绝,让酿下大祸的赵紫阳永不得翻身而外,难道决策层内部还有分歧、还有人意图避免流血?六月三日的突然动手,紧锣密鼓运作中的召开特别党大、人大、罢免李鹏等,恐怕是比当局说的“堵塞路口”、“街头煽动”更本质的因素吧?曹思源、高瑜、何维淩等开枪前即遭逮捕。怎麽回事?

玩儿政治的低手们呢,除了毛泽东的爲达目的不计手段、不计后果(包括除了自己以外其他追随者的生命),玩得过凶蛮的老军头麽?

芦笛说,六四背后的真正元凶,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是急功近利的革命心态,是毫不妥协的对话方式,是煽动他人火中取栗的党文化。那麽,这一千年专制/造反之传统,如何体现于1989年的北京?不该深究细剥离、有所反省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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