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新年伊始，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政改难产之因》文章流传中国社交网络，该文罕见呼吁中共“淡出历史舞台”。一直以来，中国自由派在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等议题上对中共持有若干批评态度，但像郑这样要求已经在中国执政近70年的中共退出舞台，这即使是在自由派群体中，也是“惊世骇俗”。这恰恰反映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先天的软弱性，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的不了解现状，将自己陷入一种虚伪的“空想”之中。
中国自由派的“惊人之论”
《政改难产之因》一文指，由邓小平在1980年代首倡的政治体制改革，其目标包括“一，党政分离与政企分离；二，下放权力，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三，完善法制；四，开启社会政治协商”。但是在郑也夫看来，上述目标都没有实现，且在近年来的实际政治运行中出现回潮。
于是郑也夫亮明观点，呼吁“共产党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会动荡的方式，淡出历史舞台”。他还认为，“今后共产党的领袖所能做的唯一可望载入史册的大事情，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
2019年为中共建政70周年（图源：VCG）
依据中国社会的政治现实，郑也夫在文中还为中共“淡出历史舞台”进行方案设计，“要让这个统治中国社会70年的政党亲手结束一党专政，要有一段不短的过渡期。过渡期只能由共产党来看守社会秩序。在这个期间发育出其他政治力量，准备开展伟大的政治协商。每个思想和政治派别大可有自己的主张，但中国未来的蓝图和路线，只能产生于众多政治团体的协商”。
值得注意的是，郑也夫异想天开的言论产生的背景，是中国正面临20年来罕有的内外压力与困境，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以及此背景下美国罕见发动中美贸易战，这在中国企业界、学界和知识分子阶层造成焦虑与信心摇摆。
现状：中共执政地位稳固
然而，有北京政治分析人士专门分析指，即使是在文革“十年浩劫”以及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执政遭遇前所未有困境与挑战的关头，中共依然成功稳住执政的政治阵脚。与文革以及六四之后的内外局势相比，中国在2018年遭遇的若干困难，根本就无足轻重。
极端自由派此时抛出如此论调，不仅中国社会各阶层对此“无感”，就连一直敦促中共加快改革进程的中国自由派也不会支持。
纵观中国今天的政治现实环境，无论是成熟执政经验的长期积淀，还是对参政热情以及社会精英的吸纳能力，没有一股略显成熟一点的政治力量，可以代替中共出来执政。
中国有8,700万的普通中共党员，他们作为社会公民而非全是权贵和既得利益者，对公平正义、对优化制度、对社会的文明进步均有一种自然的愿望。在中共内部，也有像邓小平、朱镕基这样力求以自身德政来取信于民、推动政党乃至国家与民族进步的领导人。
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必须要正视的一点，中共今天在中国的执政地位，来自于传统中国思想中“打天下，坐江山”的理念，1978年后来自于“改革开放”的经济红利，今天中共政权，在没有如“六四”那种特别大的政治事件挑战时，是极为稳固的。
中国改革的一体两面
对于13亿中国人期待的现代化转型，中国自由派需要平心静气认识到两个不同的侧面，这也即中国改革的一体两面：一是中共是可以实现革新和改变的；二是任何改革改变都只能是渐进和缓慢的，不可指望一蹴而就。
对于前一个侧面，早在1995年，耶鲁大学著名经济学家Gustav Ranis教授在总结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发展的成功经验时曾经指出，“关键的和具有说服力的一点是，决策者持久的可塑性，总能在每个可以识别的增长转型的阶段上正对变化的需要而做出政策的改变。由于这个可塑性，整个系统得以避免失去动力并能在每个阶段的末尾重新驶入轨道”。
中共的长期执政合法性，从来都不能简单从历史中去寻找，每一时代的中共领袖都要从开创性解决现时代的核心问题，去不断开拓新的执政合法性。
对于后一个侧面，2015年4月，时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曾对访问北京的弗朗西斯•福山指出，“
一个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搞社会主义的政党的腐败、党领导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是主力军，但市场是开放的。这是基本原则。执政的领导出现腐败，针对这条路的改革即法治如何搞？长期执政的党的自我监督、自我净化压力很大，我们意识到这仅仅是开头，但我们的信心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还要走出来。
难啊，自己监督自己啊。我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医学上有自己给自己开刀的唯一例子，可以在网上查到，俄国的西伯利亚的一位外科医生给自己割过阑尾。这是唯一的病例，说明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
曾有中国学者指出，邓小平对“一揽子改革方案”不感兴趣。因为邓明白，经济-社会改革不同于盖大楼、修大桥，不可能按事前设计好的图纸施工。中国改革所需要的大量知识是实践知识，改革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因此，邓主张改革从容易的地方开始，采取“走一步看一步”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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