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大约半年前“意外”起底中国大陆娱乐圈阴阳合同丑闻掀起一场风暴那样，不安分的中国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在2018年12月末再度丢出一颗“炸弹”——其文《最高院有贼？！陕北千亿矿权案卷宗被盗两年至今无下落！！！》及后续在社交平台的言论披露最高法重磅文件诡异失窃事件暗藏玄机，可能牵扯从地方大员到中央级领导人在内的众多党政官员，个中重重谜团引人浮想联翩。
崔永元的举报应成为揭开司法黑幕推动中国改革的动力，而不是阴谋论的佐料（图源：VCG）
此案来龙去脉，在前此多篇报道中已有描述，资不赘述，而单就这桩公案来说，究竟何以掀起如此大的浪花呢？其奇诡之处在于，一是，事件本身令人匪夷所思，在集备森严的司法重地，案卷在特定的关键时间节点离奇失窃，且无人追查。
二是，崔永元极其难得地取得了一些材料。当然几张照片有属于媒体公开，但也有内部秘不外宣的档案，比如最高法的内部工作纪录，以及涉及到时任最高法副院长奚晓明曾邀请陕西省政府官员在最高法“商议案情”，时任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批示该案舆论引导等细节，甚至个别文件中还提到“周院长”（指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三是，当年经办此案的最高法一名叫王林清的法官披露了案卷失窃全过程，并在网络罕见地自证自辩，更加宣称其目的在于留证自保，以防不测……
四是，截至目前，除在披露案卷丢失之初遭到最高法的言辞否认外，崔永元的此次举报几乎未受到阻力。相反，他反而在数天的时间内便受到了最高法、最高检的积极回应，连中央级喉舌都予以“支持”，譬如《人民日报》旗下微信公号侠客岛以“好戏在后台”暗示事态走向。
人们虽然无法料知此次事件是否会像揭穿娱乐圈阴阳合同那样让范冰冰、冯小刚声名狼藉，甚至推动中国官方横扫娱乐圈，但是人们确在脑补陕西千亿矿权案情节，揣度其中水深尺度。于是，各种阴谋论也由此而生，仿佛这次事件成为最高法内部个别人与崔永元的一次得到授意或默许的里应外合。
不过，类似的“阴谋论”如果说不是导引人们沉醉在狭隘的权斗思维中，盯着个别人物的仕途浮沉的话，那么也足以模糊事件的焦点。事实上，无论此次崔永元的举动带有多少特定的现实指向或特定目的，就像他半年前出于个人原因反击冯小刚的《手机2》却牵出阴阳合同那样，此次陕西千亿矿权案案卷失窃的争议也应该推动人们思考更多影响深远的问题。
“在世界各国几乎都一致地在提倡司法公开、公平审判权的情况下，为何还会存在法院副卷这样违反司法规律的制度呢？这恐怕表明了我国的法律文化基因上无法克服的等级差序意识，即便司法改革轰轰烈烈，法律文化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在某些时候还会有旧有观念复辟的现象出现。支配副卷制度存在的是官本位、神秘主义的纠纷解决观。无论纸面上的法如何之完美，司法改革的号角如何之响亮，行动中的法不改，实践中的法不变，实效都是有限的。”因为这次失窃卷宗实为不公开的“副卷”，正当各种“阴谋论”泛滥之际，一篇题为《法院副卷制度：阶层主义的残余》在法学界和律师界热传。
尽管此文并不严谨甚至有失偏颇，但是它确实“普及”了一个司法常识，或者说曝光了超出普通人群常识的潜规则——原来行政权力干预司法背后是存在体制性的合法保障途径的，所谓独立审判从长期司法实践看是一个伪命题。副卷制度存在的本身意义可能包括保护不适合公开的内部争议，但同时也为权力干预司法、下级听命上级所谓“指导”“指示”等猫腻行为提供了遮羞布，且成为一系列冤假错案形成的罪恶渊薮。于是，司法之腐败与不公于异化的副卷制度中表现得最为集中，也无怪乎民间废除呼声重现。
中国官方《法制日报》评论称，中国司法审判领域引发史无前例的巨大“海啸”，真正原因或是最高院的判决执行受阻，有成为“司法白条”的可能。那么，到底谁有如此能耐可令最高院的判决成为“白条”？
答案不言而喻。
人们应该思考，周永康、周强、席晓明奚晓明何以能插手干预千亿矿权案本身。也应该期待，崔永元此举成为撕破中国司法体制黑幕的一个时机。这远比“阴谋论”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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