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对于电影来说，是平凡又不平凡的一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了600亿的历史记录，内地电影领跑金马奖，在这不平凡中，港台电影的表现显得尤为平凡。另一边，全球盛誉的奥斯卡依然秉持着“政治正确”的原则走过了90年，远在台湾的金马奖却深陷“台独风波”无法平稳度过自己的55岁。
专访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研究者，导演、编剧李相，他称，大众不必对港台电影过于悲观，港台电影对大陆来说，是保持着自己的特色的良好补充。无法逃离被“政治化”的金马奖和民众之间存在一种错位关系。
金马奖是两岸艺术交流良好的平台（图源：VCG）
记者：2018上映的港台电影中，口碑和评分最好的就是周润发和郭富城主演的《无双》了，不少人都觉得它比去年的《追龙》还要好。在“港片已死，灵魂犹在”的当下，曾参与过多部千禧年后经典香港电影制作的庄文强，加上两位重量级老咖加盟，能够产出这样一部让人惊喜的电影，着实让人很感慨。
李相：对港台电影，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多悲观。业界以前有种认识误区，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各个行业包括电影产业都在逐渐的发展，在此思维惯性下，对电影行业的认知就会是票房一直好下去，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电影产业花时间做了，还是处于很边缘化的状态就是不正常的，好像都必须把一个事情做大做红火才是正常。在这种思维影响下，大家看港台电影时就会觉得特别悲摧，因为看到的是永远是那么几个人拍点小电影，挣不了什么钱，然后也没几个人看。其实我觉得这种观念也得改变一下。因为放在世界的维度去看，绝大部分地区的电影就是那样子，仅仅是美国电影行业是一枝独秀。拿饮料来说，人们为何会提到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那个东西其实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但为什么你就造不出来呢？到不是说你造不出来，是因为你占领不了那个市场，人家的商业帝国已经根深蒂固了，慢慢的垄断到一定程度之后，最大的饮料企业就是这两家，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全世界电影行业现在就是好莱坞。电影本身就是个夕阳产业，很多年前大家就这样认为，它没有像游戏产业、动漫产业或者互联网发展那样猛，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当然可能出现只留这样一个寡头的局面。你还要跟它PK？代价恐怕会很大。
我觉得像台湾、香港电影这种发展现状，未尝不是一种合理的现象。现在欧洲电影也是这样，像法国、德国，每年都有艺术片导演拍一些文艺片拿大奖，而稍微大一些的项目，一般是间隔几年有一个制片人找上几国的资金来操作，也不是特别大的，基本上是个中等程度的商业片。现在欧洲很少有一个国家单独拍一个电影，这种合作，不仅涉及到大制作的或者商业片，甚至那种还可以的文艺片都会是好几个国家合作的。
未来香港电影想要继续发展的话，它的特色不能丢，类型方面比大陆电影还是有优势的。港片辉煌的时候有个时代背景，那个年代大陆的电影完全没有发展起来，都是拍非常传统的电影。台湾不走商业电影的路，东南亚市场有很多华人观众喜欢华语电影，所以当时香港电影等于是背靠台湾东南亚，还有大陆市场。另外，因为电影的发展，人才也会井喷式的涌现，所以那时香港电影非常好。但有个问题是，它没有可持续性。现在香港的市场丢失，只剩下这点风格化的东西。但这个东西也有好处，就是它能保证香港电影在未来还能为大陆提供一些人才、一些类型参考，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那香港电影就真的消失了。
如果我们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扶持一些更有文化特色的影片上面，中国的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可能存在的很好。但是现在试图建立电影工业体系，举国之力都用在这上面了，如果没有成功的话，其实是耽误时间。香港曾经成功过，但这种成功是不可持续的，香港电影的衰退某种程度是必然的。它没有足够的意识升级换代，大家没有足够的危机感去创造新的类型。韩国电影和印度电影在批判现实性和艺术上都有提升，在类型上也有拓展。香港电影是比较自由的市场，它的很多东西不像内地有官方的社会引导，所以现在出现黑色电影也是必然现象。
记者：港台片也找到了自己的模式，比如说台湾片比较小清新，港台片就比较贴近市民的生活。
李相：这与台湾的文化传统、社会环境都有关系。台湾受到以下几方面文化的影响，一个是大陆过去移民的文化，延续中国文化的传统，还有它毕竟被日本统治过，有日本文化的痕迹，还有它本土原著民的一些文化，基本上是几种文化的杂糅。我们看导最早的台湾电影，李行的片子，就与现在的台湾电影有点像，也是比较生活化、小清新、注重情节，只是那个时候的故事更偏向观众一些，更能大众接受。但是它也不是商业的东西，商业东西比较少。到后来朱延平几个导演拍摄的大量影片也是文艺片。
自从侯孝贤导演之后，与大陆的第五代相呼应的，整个华语语境好像有个潮流，中国大概念的文化忽然之间在中港台的电影中都有体现，而且在国际上又获得了认可。当然，这与国际认知的发展，包括整个文化对世界的认识是有关系的。二战之后，整个东亚地区都很落后，世界对东亚的文化也很陌生，只有日本相对好点，很快就有像黑泽明、沟口健二导演。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亚洲四小龙已发展起来，逐渐有些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推广出去，比如李小龙成为众所周知的明星。此时也正赶上台湾的新电影，香港的新浪潮，大陆第五代导演，在国际上引起气侯。台湾电影之后转到非常艺术化的方向去，到后来就走过了，走到蔡明亮那个时候，大家发现这种电影实在是太难看了，台湾人也不爱看，侯孝贤太算凑合，因为他毕竟是最早的，而且侯孝贤算这几个里面名气比较大的。
侯孝贤有了国际视野了，也得到国际认可。许鞍华的东西一直很现实，比较接近生活，所以许鞍华的观众能看明白，而且她也会有一些社会话题性的东西。比如最早拍的《投奔怒海》关注的是移民问题。虽然台湾的新电影很阳春白雪，但是也有另类，比如杨德昌就不太一样，他是个社会导演，有很多中产阶级反思的东西。侯孝贤也有一些乡土化的东西，也有历史、社会的痕迹。但是蔡明亮似乎完全是个西方化的，他们那代电影人有点像大陆的第六代，没有文化经验和自己的生活阅历，仅仅是受到电影的影响，又想拍电影，拍的东西完全成为电影量身订作的东西，所以观众看起来就觉得别扭，不好看。
我认为港台电影不要再走到过渡文艺化，远离观众的路子，那个肯定不行。其实全世界的电影都在变，欧洲电影现在也在反思，完全玩长镜头的也不是特别多了，很多电影做的也是比较好看，让你能够看明白，同时又有艺术性。我倒是比较喜欢像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拍的类型，因为奥斯卡影片一定是要追求故事性的，美国电影就是以叙述电影为主的大本营，也必须兼顾艺术性跟故事性。港台电影需要适度的跟上这种国际潮流，他们是能跟上的。所以我觉得电影《路边的夜餐》是个问题，这个东西确实已经不太符合潮流了，因为中国的文化和市场都是滞后于整个世界，可能在中国现阶段还可以，但是在未来也未必是个主流趋势。
记者：从内地荧幕上来看，2018年奥斯卡离中国观众越来越近了。那边奥斯卡颁奖典礼还没有进行，这边“申奥”的最佳影片们就开始在中国上映，颁奖礼结束才过了十天，最佳影片《水形物语》就登陆内地银幕，这种现象放在五年前都很难出现。数据显示，从2013年至今，《水形物语》是唯一一部被引进内地的奥斯卡最佳影片。从2000年到现在的19年中，内地影市也只引进了6部奥斯卡最佳影片。
李相：奥斯卡代表国家的机构或者业界的品牌，虽然没有官方的指导，但它有业界的指导。奥斯卡肯定是讲平衡的，最佳影片永远是两种影片，像《指环王》这种大制作和《美国丽人》这种小片。这两年整个世界处在变化时期，竞争比较激烈：中美贸易战、欧洲移民问题、黄背心运动等。整个社会开始动荡，所以各个领域的竞争比过去都要更激化了。全世界的调子不再讲究包容平等自由，现在处于一个互斥排斥的阶段。中国现在的知识阶层跟国外的交流变多了，现在能够在社会上有些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是比较主流的，代表主流话语，甚至受到官方引导，所以“政治正确”这个名词会诞生。
知识分子有种自觉替主流意识发声的意愿，实际上对西方话语来说是一种反击。因为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电影赋予政治，大家会认为西方电影还不是要服从政治？你们的电影也要讲解政治正确。但这个话被广大影评人和观众引用之后，它被误读了。其实始作俑者可能是作为一种反击和回应的姿态，西方说中国的电影政治化，那西方的电影我觉得也是政治化的。
记者：身为电影界盛事而被政治话语所缠绕，奥斯卡并非特例。本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一场电影典礼成为政治话语场。只是每年有四五千万观众收看的美国影艺学院奥斯卡颁奖典礼，因有更“大”的麦克风，经常掀起政治喧哗之声。不论是台湾的金马奖、美国的奥斯卡，这些影视盛典被“政治化”是偶然吗？
李相：金马奖在台湾，政府参与的力度并不大，很多电影节是业界的行为。《和巴什尔跳华尔兹》是一部非常好的动画片，但是得不了奖，里面有很多战争反思和屠杀穆斯林的情节。台湾电影需要跟大陆电影交流，政府在里面参与的力度并不大。很难拿捏，台湾跟大陆走的太近，有些台湾人会觉得你们太务实了，但是你不跟大陆走得近，确实没得玩，所以比较两难。今年的事情就是偶发事件，组委会不可能运作这件事情，风险太大了。
台湾社会是分裂的，年轻人本土意识强，老一代会中庸温和一些。电影节也是这样的，有人跳出来玩这么一下，年轻人很兴奋，但是老人会觉得没有必要，因小失大。哪怕短时内偏向大陆这个都没关系，最终这个东西要进行下去，变成包容性的东西。电影节确实是这样，没有包容性会赶走很多人。我觉得金马奖跟奥斯卡不太一样。美国电影现在处于强势地位，没有必要做这种事情。观众所理解的政治正确跟影评人所说的是不是一回事，中间会有点错位，观众把这个东西归结为国家制度，但是文化届的含义是对西方的一种回应。这中间是错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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