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19年新年伊始亮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两岸政党已经多次相互呛声：担任台湾总统的蔡英文1月2日当天就强硬表态台湾不接受“一国两制”，次日大陆国台办发言人点名痛斥蔡英文“大放厥词”，称“蔡英文的言论完全暴露了其顽固，坚持‘两国论’的政治本质”。蔡英文1月5日再回击，呼吁台湾各政党都不要再讲“九二共识”。
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于“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再提一国两制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当日回应对岸：始终未接受“九二共识”（图源：/摄）
而至于反对反对“九二共识”，不接受“一国两制”的理由，蔡英文在1月5日的讲话中给出三个理由：大陆欠缺民主体制、中共人权记录不佳、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
关于“人权”，不仅是两岸对话绕不开的话题，一直以来也是以“民主”自居的西方国家观察并指责中共政情的窗口和理由。但实际上，在中国民间甚至官方的话语体系中，“人权”并不是一个热点话题，代替“人权”的更多是“民生”，即民众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这种差异的背后，是中国与西方在人权问题认识上的巨大鸿沟，也是今天东西方文化与政治冲突缩影的一个折射。
北京时间201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七十周年当天，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专门给在北京举办的一场相关座谈会发去贺信，表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这句貌似平淡无奇的话，不仅是中共、也是中国上下对于“人权”最朴实的认识。在中国人的眼中，最好的生活状态是“安居乐业”，最糟的生活状态是“民不聊生”。
并未被淡化的大陆人权
2018年12月18日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官方庆典上，习近平在谈及中国人权发展时称“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更加有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不仅是习近平，中共前两任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均分别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五十周年和六十周年当天发贺信专门论及人权。
曾有评论称习近平此番讲话对于人权的描述太过简单。其实，就在习近平这番讲话之前六天，也就是2018年12月12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简称人权白皮书），用了近3万字详述中国的人权改善情况，展示中国在“生存发展权”、“社会福利”体系以及“法治”体系的发展情况。
中国国务院人权白皮书明确指出，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以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以全面加强人权法治建设为路径、以各项人权综合协调发展为目标”的人权发展理念。
从这个表述可以看出，不同于西方注重以“政治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权利，中共更强调以“难得生存”为基础的经济权利，且认为它在所有的“人权”概念中排序优先。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历任高层均重视“人民的温饱问题”。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把“扶贫”作为“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督促”的国家战略项目。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而从中共十八大到十九大的五年间，中国更是创造了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7年末的3,046万人，减贫幅度接近70%；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至2017年底的3.1%。
不只扶贫，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家财富的增长，中共还大力发展交通、普及教育、改善医疗，这些行动的目标指向，也就是习近平所称的“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中国国务院发表人权白皮书的次日，《人民日报》再发评论员文章《坚持走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称，“实现人民充分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矢志不渝的追求。”值得肯定的是，作为中共的喉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承认中国人权存在不足，“实现更加充分的人权保障，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由此可见，中共其实从来不反对人权，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也从来不缺少人权话题。梳理多年来中西方对于人权的争执，可以发现，中共只是反对西方将所谓的普世价值作为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
中共的另一套人权话语体系
从六四事件到异见人士，从民族政策到地下教会，从计划生育到户籍管制，从指责中国死刑执行人数最多到刑讯逼供……这些一直都是西方批评中共的靶子。而另一面，几年前曾有加拿大记者藉人权问题向中方发难。中国外长王毅回应道：这个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与傲慢，不负责任，中方欢迎善意的建议，但拒绝毫无根据和没有理由的指责。
北京时间2019年1月2日，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会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称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图源：Retures）
事实上，对于所谓“人权”，中西方之间存在着差异性，既有认知方面的不同，也有意识形态的故意对抗、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必须承认的是，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内容和分类存在着很大分歧，各种理论之间不仅有冲突也有重叠之处。人权作为一个普遍的政治理论概念，是十七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在反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提出的，为了对抗当时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权、君权和等级特权，并从人性中引申出自由、平等的人权，这在当时曾经起过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但是，资产阶级形态的人权概念从一开始就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西方认为人权只是个人权利，而中国则认为还应包括国家独立权、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等集体权利；西方强调人权就是公民、政治权利，而中国则强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础，两者同等重要、不可分割；西方认为只有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实行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才符合尊重人权的标准，而中国认为，实行人权的道路和模式因各国国情不同而不同，各国只有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符合本国人民要求的发展道路，才能切实使人权事业取得可持续进展。这些差异就造成了，在西方的概念中，“扶贫”不属人权范畴，在中共眼中，饿着肚子投票很可笑。
最典型的例子是，2018年被西方媒体不断炒作的新疆“再教育营”，西方很多政客和媒体认为“再教育营”的集中管理，简直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黑暗之地。而在中共定义中，所谓“再教育营”，是帮助那些犯过一些小错的人进行“职业技能培训”，除了思想教育，更重要是教他们一技之长以自谋营生。
近年来，中国坚持走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也已经试图逐渐构建自己的“人权观”。2015年9月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就曾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2017年2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契合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愿望，为应对当前突出的全球性挑战指明了根本出路，对完善国际人权治理也具有重要启示。
从中共高层近年对于人权的各种发声来看，中国显然还将打造一套有别于西方人权话语体系，一方面为本国的人权发展做辩护和宣传，另一方面是更主动地在国际性人权问题上发声。只是此一人权观如何被认可和接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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