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统一宣言台湾读懂了吗

借由习近平新年伊始对台发出统一宣言，40年前初衷为统一台湾而制定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政策，从“和平”的维持终于开始走向“统一”的实践。然而这个过程必然是困难的。该如何理解习近平在纪念大会中的“统一宣言”，而在推进统一实践过程中又将如何应对台湾从政客到老百姓的反映，面对台湾政局的变化又该如何应对，以及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将如何处理？

针对以上种种问题，记者在北京专访了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巫永平。在巫永平看来，在刚刚过去的九合一选举前，大陆没有直接的手段介入两党之间的竞争，但这次选举结果表明，大陆可以借帮助台湾老百姓改善民生以及维持与国民党执政县市的关系，给台湾老百姓另外一个选项——大陆的选项，而选民对这一点并不排斥。这是九合一选举之后的新趋势。

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标志着两岸关系将进入全新阶段（图源：Reuters）

记者：对于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被视为和平统一的“宣言书”，您如何解读？

巫永平：1949年至1979年是武统阶段，1979年至今的40年是和平统一阶段，如今则开始进入真正推动统一的新阶段。在第二阶段绝的大多数时间里，和平统一仅仅是一个目标，并没有太多真正的推动。受当时的环境决定，想法也相对简单，以为通过国共两党坐在一起谈即可完成统一大业。然而随着蒋经国去世，台湾开始民主化进程，到后来民进党执政，国共两党坐下谈的机会越来越渺茫。2000年后，台独变成了更为现实的问题，于是反独成为中国大陆最重要的目标。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虽然反独的迫切性下降，但统一却没有重新成为首要目标，和平发展替代统一成为大陆对台的主要目标。

此次谈话，标志着统一不仅重新成为首要目标，并开始着手推进，进入了促统过程，两岸关系因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记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发出这样的一个“宣言”？

巫永平：应该说，两岸关系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演变，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2000年后反独成为对台主要目标，2008年和平发展成为对台主要目标，然而在这两个阶段内，民进党排斥统一，国民党不谈统一，大陆也淡化了统一，导致谈统一在岛内是成为一件政治极不正确的事情，统一越来越成为大家要回避的敏感话题，这种局面对统一非常不利。2016年民进党再次执政以来，表面上要维持现状，但实质上做了很多去中国化的事情。这种状况令大陆意识到，这种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是到了把统一作为对台工作的主要目标并全面推动的时候了。

中共十九大第一次把实现国家统一与实现民族复兴做了联接，这就给统一赋予了一个大致时间概念。从这个角度看，此次习近平的谈话已经将这个问题说的很清楚了。台湾问题是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现象，产生于中华民族最弱的时候，也该结束于中华民族强大的时候。本世纪中叶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正是中华民族真正强大之时，自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恰当时机。放在中国历史脉络中，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150年。

所以，由于以上两个因素，将统一提上日程并着手推动便是很自然的事情。

另外，刚刚结束的台湾九合一选举所反映出来的情况，也为这种转变提供了现实的证据支持。

第一，台湾老百姓对大陆不像以前那样排斥，至少与四年前太阳花运动时相比排斥感少了很多。韩国瑜在高雄是在明确表示支持九二共识的背景下当选的。这就说明，虽然不能说台湾人非常接受大陆，但至少说明大陆已经变得更加中性了。这是很重要的变化。

第二，台湾老百姓开始认为，经济要变好，大陆或许可以帮忙，这在高雄体现得最明显。选民支持韩国瑜“东西出得去，人进得来，高雄发大财”的说法就包含了这样的期待。这也是与之前是不一样的。

第三，此次选举，国民党在22个县市中胜出15个，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这为大陆发展与台湾地方关系，至少是国民党执政县市的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大陆已成为台湾不在场的一种关键力量。

事实上之前大陆没有直接的手段介入两党之间的竞争，但这次选举结果表明，大陆可以借帮助台湾老百姓改善民生以及维持与国民党执政县市的关系，给台湾老百姓另外一个选项——大陆的选项，而选民对这一点并不排斥。这是九合一选举之后的新趋势。

记者：这个过程该如何去推进呢？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民主协商”“形成制度性安排”等，但我们知道怎么推动，以及如何落地，还是很困难的。

巫永平：这需要从几个层次上去实现。

第一，一国两制此前只是一个目标，比较空。现在开始要做的是将一国两制具体化，即台湾模式的两制是什么？大陆要给台湾老百姓一个具体的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回归之后台湾老百姓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下，对自己的生活又会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东西。

一国两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后，就像一个筐，大陆只是对台湾老百姓说这个筐很好，但没有往筐里放东西。后来台湾的独派势力开始往其中放他们想放的东西，当然都是糟糕的东西，然后拎着这个装满了坏东西的筐问老百姓，你们要这个吗？同时还不断拿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来“恐吓”台湾老百姓。结果是，一国两制被妖魔化了，变成了有毒的东西，人们唯恐避之不及。

此次大陆为一国两制提出一个原则，即双方共同协商。之前寄希望于党与党之间的协商，后来台湾民主化，实现政党轮替后，党与党之间的协商不太容易，于是转向两岸公权力之间的协商。但民进党重新上台后，所有的政治联系中断了。所以此次谈话的意义在于告诉台湾，大陆不必只和台湾的执政党去谈，还可以和其他政党和界别去谈。可以说，这就打开了两岸关系一个崭新的局面，为探讨和推动统一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台湾的政治势力也将因此进入一个重组重构的阶段。

第二，台湾模式的“一国两制”是什么呢？肯定不是独派势力装进去的那些内容。大陆目前提供了一些原则，比如现行制度、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私有制等不会变，但如何保证呢？这是需要双方去谈的。此前没有想过这些具体的问题。

记者：不过这些“不变”并未跳出香港“一国两制”的版本，除了已知的这些“不变”，会有哪些更大的不变？毕竟，今天的台湾和回归前的香港，还是存在本质的不同。

巫永平：最初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时，提到统一后台湾可保留军队和现行制度等。

不过基于两岸实力对比的变化，如果要谈，越早谈台湾可以保留的东西就越多，越往后，台湾手中可以打的牌就越少，谈判能力就越弱，能够保留的东西就越少。此次大陆将这个问题提出，事实上选择权在台湾。

记者：可以想到，台湾版本的“一国两制”在某种程度上会借鉴到香港模式的“一国两制”，会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

巫永平：通过一个国家内实行两种制度来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和统一以后的治理问题，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香港是首次尝试。所以它必然是一个不断实践和摸索的过程。在香港的实践中，有成功也有教训，在台湾的具体实践中，也必然会吸取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经验教训。

记者：在具体流程层面，会如何借鉴香港当时的一些做法？

巫永平：香港和台湾相比，在谈判主体和代表性上完全不一样。当时推进香港回归时，是大陆中央政府与香港当时的宗主国英国双方去谈的。台湾则不一样，需要直面台湾的执政者。由于和英国政府谈，谈判相对简单，没有多少不同的声音干扰。香港老百姓也在这个过程中并未发出太多的声音。台湾则复杂很多，会有各种声音，并且其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整合的问题，导致谈判主体的分散。从目前台湾的政治生态来看，这个整合过程难度是极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