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是迄今为止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经历的最严重经济危机之一。这次危机起源于美国，并沉重打击了世界各地。如果说美国是在1920年代的高增长中迎来大萧条的话，那么自从一战之后，欧洲就一直被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折磨，大萧条无疑是雪上加霜。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各国出现了革命浪潮，欧洲的旧贵族也普遍“激进化”，成了法西斯纳粹的坚强后盾（Karina Urbach ed. European Aristocracies and the Radical Ri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虽然1920年代中期以后，欧洲各国似乎平静了一段时间，然而，由于大萧条所导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不仅工人运动再次兴起，一度蛰伏的旧贵族再次活跃起来，普鲁士老权贵为纳粹上台立下了汗马功劳，奥地利的旧贵族则走到台前直接掌握了政权。
一战后到大萧条之间的欧洲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经过四年战火摧残的欧洲已经满目疮痍。一战之后欧洲列强之间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等一系列条约也只得到了“二十年休战”。
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各国的经济举步维艰。 1921年到1929年之间，欧洲的平均失业率达到了百分之八点三（Feinstein, Temin and Toniolo, The World Econom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4）。在这个时期，一战的各个参战国，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经济增长率全都在百分之二以下（Feinstein et al. Ibid. pp.17）。此外，这个时期的欧洲各国普遍深受高通胀折磨，魏玛德国尤为著名。以1910-1914年间德国的物价水平为100，1922年该国的物价指数为45205，1923年12月就达到了142905055447917（帕尔伯格，《通货膨胀的历史与分析》，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71页）。
Feinstein, Temin and Toniolo, The World Econom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其他国家也不遑多让，例如奥地利，以1914年的物价指数为100，1918年的物价指数达到了1163，1922年达到了263938（Feinstein et al. pp.40），甚至超过了同一年的德国。比利时、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也相当之高（同上页）。一直到1924年，西欧各国的通货膨胀才得到暂时的控制，德国则在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和扬计划（Young Plan）的作用下获得了暂时稳定，而西欧其余国家的经济也于1920年代中期暂时稳定了下来。
无论是高通货膨胀还是高失业，首当其冲的显然是工人。在魏玛德国的超级通货膨胀过程中，德国资本家仍然要求“反对高工资”（Victor Serge, Witness to German Revolution, Haymarket Books, 2011, pp.82）。从十九世纪起，欧洲一直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中心。欧洲工人当然不会安之若素。不仅俄国十月革命获得了成功，匈牙利、德国、奥地利、芬兰、西班牙都爆发了革命，意大利北部也爆发了占领工厂运动。虽然这些革命不幸失利，但是欧洲工人并未就此沉寂下去，在1920年代，苏联仍然是欧洲工人运动的重要支援者。一些没有参加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国家也爆发了工人运动和革命，1917年，在俄国革命，以及德意志第二帝国倒台的推动下，瑞典的保守势力被迫让步（Magnus Ryner, Capitalist Restructuring, Globalisation and the Third Way, Routledge, 2002, pp.65）。在整个二十年代，欧洲的工人运动可谓此起彼伏。1926年，英国也发生了著名的大罢工。笔者过去介绍过一战后德国的状况，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不再重复。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一战前德国工人运动的中心萨克森地区在这个时期又成了德国革命的一个中心（Norman LaPorte, The German Communist Party in Saxony 1924-1933, Peter Lang 2003, pp.62-78；另见Victor Serge Ibid.）。
欧洲工人运动如此高涨，各国上层显然不会坐以待毙。例如，意大利北部工人占领工厂运动发生之后，意大利自由党资本家和地主就支持墨索里尼及意大利法西斯夺了权（Dahila S. Elazar, The Making of Fascism）。在1926年英国大罢工期间，英国的市民也组织了武装与工人抗衡（Lindsay and Harringto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1918-1970, Saint Martin’s Press, 1974, pp.78）。这个时期的奥地利上层则组成了“黑色维也纳”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红色维也纳”（Helmut Gruber, Red Vien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抗衡，他们不仅在政治和文化领域行动，还组织了“还乡团”（Heimwehr）这样的武装（Jill Lewis, “Conservatives and Fascists in Austria, 1918-1934”, in Martin Blinkhorn ed. Fascists and Conservatives, Routledge, 1990）。
中东欧各国的状况和西欧大同小异。一战结束之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纷纷取得独立。独立后，这些国家的精力就集中在了和邻国争夺土地上。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外，这些国家的内部也是危机迭起。
虽然从1924年起，欧洲各国各项经济指标有所改善，工人运动等社会运动的高潮也似乎告一段落。但是，欧洲各国并未就此风平浪静，新的危机，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政治危机都在继续酝酿。欧洲各国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对抗在表面的稳定下继续进行着。而且，不少国家的经济恢复也无法弥补战争和一战后危机带来的巨额损失。
大萧条再次重创了欧洲各国的经济，截至1932年，波兰的工业产出比1929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二，德国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九。奥地利和比利时分别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八和百分之三十七（Feinstein et al. Ibid. pp.96），其余国家的下降幅度也在百分之十左右。1931年，德国和奥地利的银行业陷入危机（Ibid. pp. 98-100）。同时，欧洲各国的失业率也大幅度上升，各国失业率普遍达到两位数，个别国家甚至超过了百分之二十（Ibid. pp.116）。值得一提的是，在大萧条中，欧洲的青年工人和四十五岁以上的劳动者特别容易失业。在经济危机面前，欧美各国同床异梦，一战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分崩离析，各国竞相以邻为壑，保护主义盛行。经济危机在欧洲各国都引起了进一步的社会与政治危机，大萧条的来临，再一次让欧洲各国的潜流浮出水面。
英国和法国一战之前，英国是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执牛耳者。一战之后，英国经济也和欧洲其它国家一样，一直处于危机的折磨中。不仅如此，一战后英国传统的重工业也日薄西山。1921年英国的失业率达到了将近百分之十七。在整个1920年代，英国的失业人口常年保持在一百万左右，大萧条自然火上浇油，1933年英国的失业率更是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二，或者说三百万失业者。1922年秋天起，英共组织了六次“全国饥饿游行”（National Hunger March，分别在1922、1928、1930、1934、1932和1936年）。1936年的亚罗十字军（Jarrow Crusade）是抗议运动的高潮，英国工党的政客则对上述行动避之唯恐不及。
有关1936年亚罗十字军（Jarrow Crusade）抗议运动的档案英国政府确实设立了一些福利，不过这些福利不仅杯水车薪，而且在大萧条期间将不少底层人士拒之门外。在英国各个地区中，苏格兰中部、威尔士南部和英格兰北部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最为深刻。在另一方面，早在1920年代，对革命惶惶不安的英国右翼就和他们的欧洲大陆侪辈一样，倒向了法西斯主义，只是他们没有像其欧洲大陆同侪那样得到旧贵族的鼎力支持。1929年，也就是大萧条开始的那一年，英国工党在自由党支持下执政，此时工党却“发现他们处于知识瘫痪中”（Lindsay and Harrington, Ibid. pp.103），工党政府采取的措施也是标准的古典自由主义。这些措施的结果，不是失业，就是工资削减（Lindsay and Harrington, Ibid. pp.106），当然无法挽救英国经济。最终，英国工党和保守党携手组织了内阁，勉强渡过了危机。
法国虽然是一战的战胜国，但并未因此免于一战后的诸项危机。1920年代的法国饱受货币不稳定折磨，1926年法国法郎更是大幅度贬值（Julian Jackson, The Politics of Depression in France 1932-193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9）。虽然法国直到1931年才遭到大萧条的直接打击，但是在两年之内，法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六（Feinstein et al. Ibid. pp. 96）。整个三十年代法国经济都处于危机之中：直到1939年6月，法国工业生产才恢复到1931年的水平，而直到二战后的1950年，法国工业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Jackson, Ibid. pp.1）。
在危机的打击下，法国的法西斯主义继1920年代中期之后再次活跃起来（Robert Soucy: French Fascism, the Second Wave, 1933-1939）。1934年2月6日，也就是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一年多之后，法国法西斯党徒在巴黎发动叛乱，并得到了法国右翼媒体的同情（Soucy, Ibid. pp.30）。不过，法国毕竟也是一个左翼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国度，这个时候苏方也已转向。法共和法国社会党已经吸取了德国的教训，与激进党之一部组成了人民阵线，阻止了法西斯在法国掌权。1936年，希特勒还特别向时任法国驻德国大使庞塞表达了对法共革命的担忧（Martin S. Alexander ed., The French and Spanish Popular Fron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44）。
德国和奥地利如前所述，1924年起，通过道威斯计划和扬计划，魏玛德国经济暂时稳定下来。不过，正是由于这个时期德国追随美国的“经济理性化”，德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在恶化，失业率也在上升。也正是由于这两个计划的作用，魏玛经济对美国的依附性也就特别深刻：截至1928年，美国在魏玛德国的投资高达四十亿美元，而当时美国在欧洲的总投资为八十亿美元（Robert McElvaine et al. ed. Encyclopedia of Great Depression, vol.1,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pp.302）。大萧条对魏玛经济的打击也就特别严重。德国的工业产出大幅度下降，劳动者自然在劫难逃，到了1932年初，德国的官方失业率高达三分之一，也就是六百万劳动者，这个数字还没有算上两百万“非官方”失业者。
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一度沉寂下去的魏玛右翼再次活跃起来了。例如，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反对扬计划（Raffael Scheck, Alfred von Tirpitz and German Right Wing Politics 1914-1930, Humanities Press, 1998, pp.208）。希特勒的纳粹党也东山再起。不仅普鲁士老权贵，东普鲁士的容克和纳粹德国自由主义也纷纷对纳粹投怀送抱（前者见Shelley Baranowski, The Sanctity of Rural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后者见Eric Kurlander, The Price of Exclusion, Berghahn Books, 2006），笔者之前在《排斥的代价：从普鲁士到魏玛德国的自由主义》一文之中，介绍过相关研究，此处不赘。早在一战之前，德国中产阶级就在反对社会民主党，这个时候他们更是一拥而上地加入纳粹，萨克森地区尤为突出（Benjamin Lapp, Revolution from the Right, Humanities Press, 1997）。总之，在大萧条的刺激下，魏玛时期就磨刀霍霍的德国各个派系、各个层面的右翼最终图穷匕见，并且“团结”在了纳粹周围。
大萧条造成的危机也使得德国共产党的力量有所增强（Rueschemyer et al.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112），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时候德国共产党在“第三时期”的指导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视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亦即首要敌人。同时，由于多种原因，德国社民党和德共积怨甚深（LaPorte, Ibid. Chapter 2&3），双方只是在基层有一些自发合作（LaPorte, Ibid. Chapter 7），这也使得德国工人阶级四分五裂，促成了纳粹的上台。关于纳粹上台的具体过程，笔者曾经撰有《普鲁士权贵如何与希特勒结合》，读者不妨参考。
奥地利的情况和魏玛大同小异。如前所述，一次大战之后，奥地利也一度接近革命，虽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抑制了革命，转而支持立宪会议，但是“黑色维也纳”并未就此承认“共同的底线”而偃旗息鼓。
一战之后，和欧洲其它国家的老式右翼，特别是战败各国的老式右翼一样，奥地利老式右翼也受到了沉重打击，这恰恰进一步刺激了奥地利右翼的激进化。奥地利右翼奉匈牙利的霍尔蒂（Horthy）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为政治偶像。当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和梵蒂冈达成和解之后，即使是一度观望的“温和”右翼分子也聚集在了意大利法西斯周围。到了1930年代，奥地利右翼的奥特马尔·施潘（Othmar Spann）就在拼命地论证，他的哲学是如何和纳粹兼容。施潘甚至嫌奥地利的多尔弗斯-舒士尼格政权在右翼化方面不彻底。奥地利的右翼分子也和几乎全欧洲的天主教政治势力结合起来了。奥地利右翼并不止步于“批判的武器”。维也纳小组的领袖石里克（Moritz Schlick）1936年被暗杀，正是奥地利右翼的“杰作”，约翰·绍特（Johann Sauter）则在右翼刊物《美丽的未来》（Die schoenere Zukunft）上颠倒黑白，把杀害石里克的凶手说成是石里克（以及整个维也纳小组）的异端邪说的受害者。
维也纳小组的领袖石里克（Moritz Schlick）
“红色维也纳”仅仅局限于文化领域（Gruber, Ibid.），在“黑色维也纳”的步步紧逼面前自然节节败退。1933年3月，也就是在多尔弗斯政府上台的同一个月，一批奥地利和美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发表了他们对奥地利纺织工业城镇马林塔尔（Marienthal）的研究。这些学者不仅批判了奥地利右翼，也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被动与消极无为提出了批评，不断呼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落实他们拟议中的社会经济改革。但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念兹在兹的是维持党内纪律和安抚反对派。这样一来，奥地利工会、青年组织以及其它组织对奥地利社民党的不满和疏离日益加剧。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上层对奥地利右翼的消极反应使得大量知识分子和奥地利左翼人士对之感到失望。1929年起，奥地利进步知识分子，以及奥地利社民党左翼日益和奥地利社民党主流决裂；维也纳小组的诺伊拉特（Otto Neurath）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益脱离政治。
大萧条对奥地利经济社会的冲击进一步刺激了奥地利右翼。1933年3月4日，多尔弗斯政府拒绝进行新的议会选举，而是通过发布命令进行统治，也就是不再维持形式上的民主，红色维也纳和黑色维也纳再也不能能够和平并存下去了。奥地利右翼分子把多尔弗斯看成奥地利的墨索里尼与希特勒，认为多尔弗斯能够恢复奥地利的伟大。换言之，奥地利右翼要求的是一个“温和”的纳粹，类似德国的施莱歇尔（Kurt von Schleicher）和巴本（Franz Papen）那样的统治。“黑色维也纳”也和希特勒越来越心有灵犀。1934年2月12日到17日，一部分奥地利工人无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官僚们约束，自发发动了武装起义。不过，起义不幸失败了。
中东欧各国这里的中东欧，指的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三个一战之后获得独立的国家。波兰独立之后就陷入了和邻国争夺领土的多次战争，其国内政治也是连番危机。独立后初期的波兰经济也和其它欧洲国家一样，饱受失业、高通货膨胀等问题之苦。
1926年，毕苏茨基发动政变，建立了“萨纳奇”（sanacja）政权。在当时属于波兰的东加利西亚地区，地主是波兰人，农民则是白罗斯人或者乌克兰人，这样一来，任何重大土地改革都成为不可能。毕苏茨基上台初期，波兰依靠出口煤炭和农产品获得了“繁荣”，大萧条则使其原形毕露。波兰农村饱受人口过剩、就业不足、土地碎片化且分配不均之苦。毕苏茨基死后，波兰执政者搞了一些工业化，不过这些措施收效甚微。与此同时，虽然波兰共产党遭到了严厉镇压，只能从事地下活动，但是波兰社会的危机显然不会就此消弭，波兰政坛也就随之向右翼激进化。笔者在《波兰民族主义的转变历程》一文中曾经提及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此时此人组织的“国家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s）公开转向法西斯主义，波兰的德裔人口转向纳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直接采取暗杀行动，犹太人则转向犹太复国主义。缺乏社会基础，毕苏茨基死后也没有了“卡里斯马”的萨纳奇政权日益孤立，只能不断诉诸民族主义。
对捷克斯洛伐克而言，大萧条虽然有些迟到，但是其打击持续时间更长，程度更加严重。此时该国的农业已经受到了影响。1930年起，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之间爆发了一场贸易战。苏台德地区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该地区德裔居民的民族主义倾向也不断增强。在危机的作用下，捷克斯洛伐克和欧洲其它国家一样，出现了社会与政治的“极化”，进而催生了法西斯主义运动，与此同时，捷共的力量也有所增长。
匈牙利苏维埃失利之后，匈牙利贵族卷土重来，霍尔蒂执掌大权。这些贵族力图恢复昔日的荣光，对经济发展并不十分在意，也不很在行。以1914年匈牙利的制造业产出水平为100，1924年的这个数值是65.4，直到大萧条爆发的1929年，这个数值才达到112.3，而且仅限于轻工业。
大萧条首先沉重打击了匈牙利农业：1931年匈牙利农产品价格只有1929年水平的八成不到，到了1932年，更是只有六成左右。1933年，匈牙利工业总产值也跌到了1929年水平的六成左右，同年匈牙利全国的工厂中有四分之一左右停产超过五十天。大萧条期间，匈牙利的平均收入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三。到了1933年，布达佩斯的人口中有百分之十八被划为赤贫，匈牙利全国的肺炎发病率达到了百分之十五点二，同年匈牙利的工人失业率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五点九。经济危机打击了匈牙利贵族的统治，造成了政治危机。匈牙利贵族对左翼政治和工人运动自然严防死守，这样一来，匈牙利的法西斯主义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代表人物为贡贝什（Gyula Goemboes）和萨洛西（Ferenc Szalasi）。
南欧和巴尔干各国从十九世纪起，西班牙的政变和内战就十分频繁（Maria Cruz Romeo Mateo, “The Civil Wars of the 19th Century: An Exceptional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Nigel Townson ed., Is Spain Different?,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5, pp.42-69），事实上，十九世纪西班牙的自由主义一直仰仗于西班牙军方的支持来解决政治危机。虽然西班牙并未参与一战，1917年，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同一年，西班牙也发生了革命。革命失利了，但是西班牙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并未就此解除，而是愈演愈烈。1923年，普里摩·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a）发动政变，执掌大权。大萧条再次重创了西班牙经济，并再次引发了社会和政治危机。1930年，里维拉被迫下台，西班牙王室也迅即随之退位，西班牙建立了共和国。此时，西班牙右翼和他们的欧洲同侪一样日益转向法西斯主义，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西班牙右翼受到“鼓舞”，加快了法西斯化。里维拉的大儿子何塞·安东尼奥直接在右翼杂志上发表文章捍卫法西斯主义（毫无疑问小里维拉也捍卫他父亲的军事独裁）（Payne, Ibid. Chapter 4）。与此同时，西班牙工人的斗争也再次高涨：1930年西班牙工人的罢工次数是1929年的四倍，参与罢工人数是1929年的五倍，而因为罢工损失的工作日数量是1929年的十倍，1934年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矿工发动了起义。新成立的西班牙共和国虽然采取了一些打击右翼的措施，仍然左支右绌，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西班牙内战。
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海报：和纳粹分子战斗到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尔干诸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可谓大同小异：除了南斯拉夫王国境内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外，这些国家的农业都远胜于工业，这些国家的经济也因此举步维艰，并日益由德国控制。这些国家在政治上也普遍由右翼主导。大萧条对巴尔干各国的经济都造成了严重打击。到了1930年代中期，巴尔干各国普遍建立了右翼独裁政权，其中一些政权也向纳粹日益靠拢。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个建立法西斯政权的国家。大萧条也严重冲击了意大利的经济与社会。不过，把墨索里尼推上台的意大利右翼并未像他们的欧洲侪辈那样揭竿而起。事实上，意大利保守派人士和商界对墨索里尼的“激进化”颇有杞人之忧（Martin Blinkhorn, Ibid. pp.27）。意大利天主教内的法西斯分子继续为墨索里尼和梵蒂冈牵线搭桥，他们还成功地让意大利法西斯财政部门对天主教银行业施以援手（Blinkhorn, Ibid. pp.39）。
北欧和波罗的海三国一战之后，波罗的海三国也和沙俄境内的不少国家一样发生了革命。值得一提的是，布尔什维克在当时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力量颇为强大。英国方面请德国的“自由军团”（Freikorp，由一战德国老兵组成的右翼武装组织，1920年德国卡普政变的幕后推手，并杀害了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镇压了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这三个国家的经济、社会与政治也发生了危机，并分别发生了政变，建立了右翼独裁政权。
一战之后，芬兰也爆发了工人革命。革命失利之后，芬兰建立了白色政权。但是芬兰右翼并未就此心满意足。1929年末到1932年初，芬兰右翼的拉普阿运动（Lapua Movement）提出了一个凌驾于芬兰当时法律之上的“拉普阿法”（the Law of Lapua），其主要组成部分，就是对芬兰左翼的政治谋杀，以及绑架和驱逐。1930年夏天，芬兰实际上处于恐怖统治中，而当时的芬兰政府对之听之任之。不过，芬兰群众对拉普阿运动并不买账，因此，拉普阿运动没能在芬兰上台掌权。1932年2月，拉普阿运动试图发动的政变也以失败告终。
如前所述，十月革命期间，瑞典工人运动获得了重大让步，到了大萧条时期，在“理性化”等话语的支援下，瑞典反而因此较为稳定（Magnus Ryner, Ibid. pp.74-77）。在这个时期的欧洲国家中，这无疑是一个“另类”。
小结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不能一一详述欧洲所有国家在大萧条中的状况，总而言之，继一次世界大战及其造成的战后危机之后，大萧条再一次让所有欧洲国家陷入了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导致纳粹法西斯在一些欧洲国家掌权以及并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说，从1914年算起，在短短的十五年之内，欧洲各国被两次严重的危机打击。大萧条对欧洲经济的冲击是十分严重的，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如果说一战引起了全欧洲范围内的精神危机（参见Bud Burkhard, French Marxism between the Wars, Humanity Books, 2000），大萧条的来临无疑更是当头一棒，英国工党中的自由主义者斯蒂芬·哈塞勒（Stephen Haseler）的这段话描绘的不仅仅是当时的英国，也是当时的欧洲，甚至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似乎到了最后关头：既存政治体制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危机无能为力，而这个体制制造了如此之高的失业率，如此严重的贫困和悲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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