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话题赖清德近日卸下行政院职务后，针对两岸话题直言，称“国家要长治久安，就要解决两岸问题，而两岸问题的‘起始点在台湾’”，并呼吁台湾两党要“团结面对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这边似乎已然开始了统一进程，不过具体来说，何为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或模式？这与最初的版本，与香港的版本有何区别？就这些话题，日前专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博士。此为专访第一篇，将重点关注“一国两制”以及“九二共识”的历史沿革。
1979年1月1日，中国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正式提出实现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图源：人民日报网站）
1928年12月29日，统治中国东北地区的奉系军阀将领张学良将原来悬挂的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张学良服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实现当时中国的南北统一（图源：VCG）
一国两制在统一香港中得以实践，为统一台湾积累了重要经验教训（图源：VCG）
记者：外界普遍关注到在习近平发表纪念讲话之后，蔡英文旋即回应称绝不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民意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但是，台湾方面真的理解 “一国两制”的内涵吗？邓小平当年表态台湾如果和平统一，解放军可以不进入台湾。从这两点看“一国两制”在台湾和香港两地的具体实现是有很大不同的，然而台湾方面似乎并不理解。
田飞龙：“一国两制”的提出最初其实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中共大陆建政之后两岸其实有交往历史。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与台湾尝试商谈过解决海峡统一的问题以及政治条件和制度安排。所以，对于“一国两制”的雏形与核心原则，两岸已经有了一些共识和默契。
但是，由于在那样一个冷战时代，再加上内地的政治治理和经济发展并没有走上正轨及表现出比较优势，所以一直没有把 “一国两制”从第一代领导人的构想转变成具体的政策与制度现实。
真正的转折点是1979年中美建交，与中美建交同时发生的一件事就是《告台湾同胞书》的发布。为什么1979年1月1号会发布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告台湾同胞书》？其实，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的妥协条件，中国政府必须承诺和平统一，避免单方面以武力改变台湾现状，而后来具体构想的“一国两制”正是在“和平统一”基础上的向前推进的结果。因为在大陆承诺和平统一的前提下，中美建交才对台湾当局有利，美国也会认为最低限度尽了“盟主”的保护性责任。台湾认为这是美国在道义与国际政治上最后的支持，尽管对于中美建交本身台湾非常不满。中美基于更大战略利益的考虑，重新安排台湾问题的时候，和平统一是作为中美建交的一个条件的。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来做政治承诺，在美国看来不仅仅是中美建交的条件，还是一个妥协条件，是正式的背书与承诺。在中国看来则是迈向两岸实质统一的重要一步。这个重要一步也反映到同时期的邓小平的一些构想中，因为当时邓小平正面临港澳回归的实际问题。一国两制首先用于港澳问题的解决，通过《中英联合声明》、《中葡联合声明》以及两个《基本法》得以实现。
所以，台湾今天以港澳尤其是香港作为观察评价“一国两制”的重要样本，有一定道理。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港澳问题与台湾问题的区别，就是你提到的，台湾自治权会更高，而且和平统一对台湾现状的改变幅度会更小。
80年代初承诺的条件包括，保证普选和政治制度不变，还可以保留驻军。但是这些承诺在今天是否还有效？这个可能是台湾各界担心的主要问题。
我最近两年参加了一些两岸研讨会，在与台湾学者的沟通中了解到，他们其实普遍有个担心， 80年代初谈两岸统一条件的时候口子开那么大，几乎好像是换个旗帜就行了，类似张学良“东北易帜”一样来个“台湾易帜”，甚至两岸可以协商，改国号都可以，几乎没有什么不能谈的。
但是今天两岸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陆实力的增长会不会让当初提的这些条件发生变化？这一点台湾方面拿不准。所以，可能很多台湾人以香港模式看待“一国两制”，但当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人经历了80年代，了解这段历史。他们其实疑虑的是邓小平时代的承诺，放到习近平时代在谈两岸统一时，台湾能否还要得到那么高的“价”。台湾心里疑虑，底气不足。习近平讲话尤其提到两岸统一需保障“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因此邓小平的原初承诺可能确实需要根据当下的国家民族利益加以更新和充实。
记者：不过台湾并未有谈判、商量“价格”的姿态。蔡英文以强硬姿态对大陆加以回应，不承认九二共识，更是全盘拒绝一国两制。
田飞龙：蔡英文在回应里面有一些比较坚硬的东西，是大陆要小心注意的。
比如她回应中强调台湾的民主和主权，谈到中华民国政治存在的事实。这些应该都是中国大陆在既往两岸关系理论建构、宪制论述当中模糊处理的部分，也是“九二共识”本身的模糊地带。这一次“隔岸”喊话，有“图穷匕见”、逼到墙根说实话的感觉，以往的战略性“模糊”空间被挤掉了。当中国大陆将统一进程推动进入一个实际操作的阶段时，这些就不能再模糊处理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因为中国大陆虽然反对台独，但是台独毕竟在台湾没有成为现实，直接面对的还是一个叫“中华民国”的政权。
另外，这个政权完成民主化的转型，通过政党的轮替在政治上对民主进行巩固，已经成为西方民主体系的一部分。台湾老百姓已经习惯了行使民主的政治权利和这一套政治制度，以及通过民主的方法更换政府。中国大陆需要直面，怎样对待台湾的民主？怎么样对待中华民国这个政权本身？可以说，无论在论述上还有在制度安排上都是比较棘手的问题。
“九二共识”没有讨论这些问题，仅仅是在两岸共同认同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两岸对其具体政治含义各自口头方式表述。实质上是国家在统一之前的一个“求同存异”的策略性共识。今天要实质推进走向统一，就要求从策略性共识变成一个实质性的共识。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习近平提出的一个方案就是，把“九二共识”直接等同于“一国两制”，用“一国两制”的架构去理解“九二共识”。应该说这个方案实际上超越了不仅仅是民进党，甚至包括国民党的预期。国民党只是接受“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在政治观念上接受一定抽象度和模糊性下的“一个中国”，不绝对排斥但也不积极面对“一国两制”，而民进党有“台独党纲”，对“九二共识”极力淡化，对“一国两制”更是无从认同。
2017年11月16日，时逢九二共识25周年，前台湾总统马英九在脸书（Facebook）贴文，提三个愿望（图源：Facebook马英九）
大陆学者郑剑有一本书，叫《潮起潮落：海协会海基会交流交往纪事》，专门记录“九二共识”是怎么谈出来的。当时，民主化之后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政府分别授权海协会、海基会去谈判两岸人民来往的具体事务性制度安排，但前提性的“一个中国”原则必须确立，否则久而久之会造成“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甚至“两个中国”的既定事实及国际社会认知，消解大陆一直坚持的“一个中国”立场。海基会对一国两制提出了“五种表述方案”，海协会这边也提了“五种表述方案”，最后凑成了一个比较接近的方案。虽然这个方案仍然有分歧。其分歧并不在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而是一个中国的具体政治含义。另外，对于统一的具体方式也没谈。这次谈判，初衷是为了应急性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如解严之后的台湾与大陆进行商谈时，需要一个政治前提和具体的一些制度对接，并没有准备直接进行政治问题的谈判。“九二共识”的两会机制下谈了20多项两岸协议，这些协议都是行政性的协议，并没有具体触及到政治与宪法体制问题。
此次习近平的讲话，是从行政性质的谈判上升到政治协商和宪法层级，所以原来策略性模糊的空间就无法再模糊下去了。最重要的一点是，“九二共识”本身并没有与“一国两制”清晰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大陆习惯于用“一国两制”的方法去解决台湾问题，然而这自始至终是大陆的语言、论述和设想，即便在国民党政府时期也并没有被明确接受。国民党反对台独，因为台独也损害中华民国，但是国民党它从来没有正式接受“一国两制”，国民党任何一届的党主席，任何一届党中央的政治文件只谈到“九二共识”，没谈到“一国两制”。因此，在“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间划等号，其实已超出了两岸接触以来政治共识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范围。所以此次是有突破的，显示了一种“主场统一”的政治逻辑。当然，二者连接在大陆是顺理成章的，回归“一国两制”的初衷初心，但对岸的理解与认同仍然是一个严格的鸿沟。
记者：按照台湾民进党的说法，“一国两制”毕竟是“两制”的存在，两种制度要分一个高低和先进落后出来。但是在大陆这边看来，两种制度的确有不同，台湾的那套可能大陆确实不适用，但也并非一定需要适用。在不适用的情况下，并不影响两岸心平气和地达到一种心灵契合的状态。
田飞龙：习近平在讲话里面专门提到“制度差异并不是妨碍统一的借口”。有一种说法称，两岸可以统一，只要大陆马上实现民主化。这样一种说法属于漫天要价，存心抬杠，不切政治实际，没有“做生意”的诚意，其本身就有把这个事搅黄的目的。香港回归也没有要求大陆与香港一起搞“资本主义”法权，而是在“一国两制”之下相互尊重，长期共存，良性竞争，让历史来检验。
实际上，“一国两制”的价值恰恰在于对不同的制度采取一个多元包容的态度，不追求即刻的一致化和同质化，这其实反而符合了人类历史上政治制度竞争、演化、融合的常态。
对于提到的两种制度“谁好谁坏”，要放在历史中让人民未来去评价。就像在香港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其实并没有在《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中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哪个更好，只是说它们各自适用于已存在的区域，并且通过“一国两制”的宪法基础把它连接起来。通过香港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制度，甚至意识形态可以共存于一个宪法框架下。我认为这种理解反而是对宪法的更高层次的理解，比台湾刚性地理解一国两制，以及说一定要追求都是同样的民主才能统一，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常识与潮流。
记者：谈及统一，恐怕不仅需要去谈政权、政治或者制度层面的统一，还存在人心统一。大陆应该怎么面对人心统一这个问题？
田飞龙：我觉得台湾的人心统一可能会是更加复杂、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原因是台湾的体量、台湾制度的基础与制度的自信，以及台湾人对自身文化的理解，都比香港回归时更加健全与自主。
香港回归的时候是个什么状态？它还是殖民地的状态，殖民地的状态就意味着这个社会的政治意识与政治组织化还没有完成，所以仍是不完全成熟的政治社会，甚至是个有结构残缺的政治社会，需要在回归很长时间之后不断地发育完全，逐步成熟。
而台湾社会已经是一个发育完全的现代化政治社会。所以这个时候与台湾之间的对话更需要争取台湾的人心、认同以及做到心灵契合。现代性条件下的心灵契合不能仅仅诉诸于血缘政治或者传统文化政治，还要达到现代政治与宪法的高度。而在现代政治和宪法的高度中，制度差异对心灵契合就是会存在影响。
当然，这不要求一步达到心灵契合。例如，美国1787年的“费城制宪”过程中，当时存在大量的矛盾、分歧，如南方是奴隶制，北方是自由州，好几次眼看就要谈崩了，但是最终他们可以就制度差异达成一致，让里面的差异通过后面的宪法过程逐步解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实现实质统一与立宪的时候能够解决所有的分歧，关键是对待分歧的方式以及搁置或者化解分歧的政治智慧。“一国两制”就是这种智慧。
总之，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政治智慧，而是双方不断放大分歧，漫天要价，两岸和平统一是很难向前推进的。可见最重要的是，是否确认了回归这一目标本身，是否有诚意探讨统一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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