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女杰：几位著名的中共女性情报人员

张露萍，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1937年11月，张露萍奔赴延安，先后毕业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0月，张露萍受党派遣回四川工作，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担任党在军统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她从军统机关截获了大量重要情报直接送到了我南方局。

张露萍和她的战友犹如一柄利剑，直插敌人的心脏，在最森严、最机密的敌特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我党掌握。

1940年3月，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张露萍等7人全部被捕。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蒋介石也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

1945年7月，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戴笠亲自下令将张露萍等7人杀害。

1935年1月，20岁的中共地下党员沈安娜离开上海，去了杭州，利用她的速记专长，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里面找到了一份机要速记员的工作。

没有录音笔的年代，会议记录全靠纸笔。在淹没于文山会海之中的政府机关里，反应敏捷、技巧娴熟的速记员是人见人爱的宠儿。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很快就在浙江省政府机关站稳了脚跟，得到了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信任。

1938年，沈安娜在周恩来与董必武的指派下，通过朱家骅的关系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继续为党做情报工作。

由于是经朱家骅亲自安排进中央党部工作的，又是朱家骅的“老部下”，沈安娜深得机要处上上下下的信任和器重，并立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

从此以后，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沈安娜是速记的不二人选，而来自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绝密情报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延安，且从未暴露。

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的地下情报工作才宣告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沈安娜进入国家安全部工作直至离休。

1936年，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宋维静打入阎锡山控制下的妇女团体，她与丈夫温健公配合默契，收集、传递情报，机智果断，受到党中央情报部的肯定。

后来，宋维静受组织派遣，再次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没有暴露身份的她，被阎锡山委任为上校专员。

宋维静是在上海结识丈夫温健公的。1930年11月，温健公在上海被捕，被投进龙华监狱。当时受党组织委托，宋维静以表妹的身份去探监，两人产生爱慕之情，于1933年结婚。

1938年，温健公牺牲，这一年宋维静才28岁。尽管此后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再婚，宋维静都放弃了，直到去世，整整64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她难以忘却革命中患难与共的丈夫。

黄慕兰出身湘中名门，父亲曾是谭嗣同的老师，黄慕兰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成为当时的妇运领袖。黄慕兰一生结过四次婚，其中有三次就属于典型的“革命联姻”。在武汉时期，黄慕兰结识了《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宛希俨，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结婚。宛希俨后来在赣南牺牲，黄则调往上海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和交通员，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员贺昌，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式同居。不久，贺昌调往中央苏区，黄慕兰则留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工作。

此时，黄慕兰遇到了新的感情苦恼，她的工作对象陈志皋展开了对她的疯狂追求。于是，她向组织汇报了此事，并请求去苏区与丈夫会合。党组织否定了她的请求，并让她与陈志皋结合。可陈志皋最后还是离开了她，这段婚姻终以失败告终。

1955年，黄慕兰涉入“潘杨案”，在上海被捕。此后二十多年，她数入秦城监狱，出狱后多次上诉。直到1980年，冤狱才得以平反。

1950年，白色恐怖时期的台湾马场町刑场处决了4名政治要犯，四个人中只有一个女性，是这起“中共特大间谍案”的主角，她的名字叫朱枫，那年44岁。

朱枫是谁？她为什么会在这个特殊时期来到台湾？她此行的目的和使命是什么？又是如何被捕的？围绕着这一系列的问题，作家冯亦同开始了对这位红色女特工的调查。

1949年是关键的一年，两种命运在这一年相交，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解放台湾是迟早的事情。为此，中共华东局需要派出可靠的特工人员赴台湾搜索情报，朱枫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又正好有一个继女在台湾生产，于是她以外婆探亲之名来到了台湾开展工作。她以出色的才能迅速完成了任务，拿到了情报，准备回来之际，却遭到了叛徒的出卖，被捕入狱。本期节目围绕朱枫赴台的前后，揭开此案的真相。

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戒备森严的台北马场町刑场上，一位被台湾国民党当局称之为“当代特大间谍案”的女主角身中七弹，倒在血泊中。她就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员朱枫。这一年，她仅45岁。

受命入台

1949年10月24日，解放军三野十兵团攻击金门古宁头，由于情报失准，战斗连连失利。11月5日，三野七兵团进攻舟山群岛中的登布岛，也因情报失准而严重受挫。连续两次失利，致使中共高层领导决定，尽快派人赴台搜集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好准备。经过研究，这项任务落到了朱枫的肩上。

朱枫，又名朱谌之，1938年投身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到情报战线做地下工作。

11月27日午后，朱枫乘坐的海轮在台湾基隆港靠岸。朱枫这次赴台，是以探望女儿一家作掩护的。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她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一人是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的书记“老郑”（蔡孝干），一人是吴石（吴墨非）。

秘密接头

到台湾的第二天，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与曾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郑”在茶食楼接上了头。她向“老郑”传达了华东局领导的指示，“老郑”也向她报告了台湾工委为接应我军登陆，组织秘密武装的情况。同时还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绝密情报交到了朱枫的手中。

一个星期后，朱枫又与吴石取得了联系。吴石是身居国民党高位的我党秘密情报员，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在书房里，吴石从北墙上的一个秘密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放到朱枫的手里：“朱谌之同志！这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大陆。”

3天之后，在基隆码头，朱枫按约定把已经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间的“安福号”海轮上的一位大副手中。

很快，这批绝密军事情报传递到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直至毛泽东的手中。朱枫等人的工作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朱枫送回第一批情报之后，又与“老郑”、吴石多次见面。他们又陆续交给她一些重要军事情报，朱枫将情报安全送回大陆。

叛徒出卖

1950年2月2日，吴石派副官紧急约见朱枫，对她道：1949年10月，中共台湾省工委在成功中学、台湾大学等处的分部相继被国民党当局破获，“老郑”被捕。现在，他已供出，“那边”过来的秘密特派员就是你朱枫。情况万分紧急，您必须立即转移！

风云突变，朱枫马上给女儿、女婿留下一张字条，然后便迅速离开。由于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群岛中的定海机场。危急时刻，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这样，她便以探视病亲的名义，于2月4日傍晚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

不料，在抓人扑空后，“老郑”又供出了吴石，并从其住宅搜出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摸清了朱枫的去向。两个星期后，朱枫在舟山被“国防部保密局”特勤处逮捕，随后被送回台北。在台湾当局多次劝降无效后，朱枫被判处死刑。同案被判死刑、与朱枫一起英勇就义的还有吴石等人。

1951年7月，中共华东局组织部向朱枫的家人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1973年，周恩来力排众议，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确认吴石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