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渔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全球每四个渔民中，就有一个来自中国。中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水产品消费国、出口国。随着中国城镇化加速推进，东南沿海工业数十年扩张，渔业捕捞户、水产养殖户等渔民的生存空间被挤占。同时，工厂带来的污染，改变了渔村的自然生态，加速了渔业的衰竭。在各地不同程度工业发展的“围剿”下，传统渔业如何转型，“末代”渔民何去何从？ 图为2018年11月13日，中国福建泉州市泉港区柯厝村，两个老妇人在一小块田地里种植红薯。不远处，热电公司的两根烟囱喷吐出白气。 （图源：VCG）
2018年11月4日晚，湄洲湾南岸，福建泉州市泉港区南浦镇，近海鱼排上，人们刚结束白日的劳作，相距不过200米的东港石化码头，仍在加班加点地运转。凌晨一点，福建省东港石油化工实业有限公司进行油品装卸时，发生事故，造成6.97吨化学品碳九（C9）泄漏。凌晨3时左右，尚在睡梦中的渔民，被恶臭呛醒，发现支撑鱼排的泡沫被污染物溶解，渐渐下沉。事发一周后，不少渔民舍不得自家的鱼，强忍着身体不适，守着鱼排抢修。而鱼排内的油污久久不散，不计其数的鱼苗，活活被毒死。一个鱼排亏损几十万元（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预计每户渔民的损失，多的可达上百万元。图为泉港区石厝村的几百亩耕地从去年开始被征用来建设泉港石化园区，仍有村民在工地旁耕种、放牛，村民表示当时并未看到征地的批文。（图源：VCG）
自1989年以来，福建炼油化工有限公司（下称福建炼化）落户泉港，这片世代以渔为生的土地，开始向着千万吨级石化产业基地迈进。20年过去，石化工业蓬勃发展，烟囱、储罐、运输管道如钢筋森林，将渔村团团“围住”。 与化工为邻，空气越来越浑浊，鱼苗成活率大幅下降，渔民们多有抱怨，对慢性中毒心存恐惧，又无可奈何。由于取证困难等原因，当地居民的举报投诉，监管部门甚少作出回应。搬迁，似乎是解决矛盾的惟一方法。早在2016年11月，泉港即规划了“厂村分离”，推进石化工业区安全控制区搬迁工作，主要涉及3个镇17个行政村，约5.27万人。如今不靠海的村子大多人去楼空。而渔民们仍在挣扎，远离海岸线意味着放弃赖以为生的家业。图为泉港区上西村六队被征用的林地上，施工正在进行，但村民对于在建的项目一无所知。（图源：VCG）
由于填海建厂，柯厝原来的海岸线向前推了近500米，这里曾经是优良的避风港，一次可停靠上百艘渔船，后来柯厝背后的山被移平建了火电厂，四周也被建材厂、化工厂、沥青厂围绕。（图源：VCG）
2018年11月11日，福建泉港区肖厝村外海面，政府组织大批村民清理岸边沾满碳九的垃圾，不远处就是东港石化码头的管道。（图源：VCG）
“以前啊，到山边都是海。”每逢外来客，这是乐清湾老渔民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如今，将山与海隔开的，是扩张的工业园。浙江省温州乐清市，依山傍海，养殖历可溯源至宋代，是中国最大的贝类种苗养殖基地。改革开放后，乐清民营经济兴起，电气制造成为支柱性产业，电镀加工等配套行业也蓬勃发展。工业用地紧缺，掀起填海造陆热潮。原有的养殖滩涂被占，村民们不得不随着前移的海岸线，越过海堤，圈下新水域，维持生计。近年，有部分村民因在规划外违规养殖，屡遭政府清退。当地村民称，“挖到海对面洞头县了!”图为浙江乐清翁垟镇山环村，进行中的“乐海围垦”工程，海涂被旁边小山的沙泥填满，这种高效的“移山填海”为乐清提供大片可供开发的土地，却牺牲了这边原本发达的贝类养殖业。（图源：VCG）
工业园被渔民视作眼中钉，除了用地之争，还有生态隐患。“电镀厂建起来后，很多野生的海洋生物消失了。以前，潮水退去，可以抓捕鱼虾，后来都没了。”养殖户吴立定回忆——他是当地的贝类育苗专家。吴家祖代都是“在海里赚钱的”“三代在海涂”。这些年坐在家里，南风一吹来，吴立定根本不敢开窗，都是工业废气的味道。图为浙江省乐清市乐海围垦区，海堤外是一片片贝类养殖滩涂，海堤内是楼房幢幢与被弃置的围塘。作为浙江三大贝类的养殖和育苗基地，乐清湾仍逃不过被工业“围剿”的命运。（图源：VCG）
三屿村共有贝类育苗企业33家，据当地人描述，总产值每年可达1亿元。近期，当地村民联系了环保组织，代为发起环境公益诉讼。矛盾源起，工业区扩张，带来更多的污水处理需求，为节省输送成本等，2016年乐清市政府规划在村内新建污水处理厂。污水厂建成后，除接纳城市生活污水，每天还要接纳0.6万立方米电镀废水，以及1万立方米工业废水。村委会发起过调研，全村700户人家，3,000多人口，超过九成反对污水处理厂落户。令村民们愤怒的是，环评报告仍存争议、疑似未批先建。从开建到现在，污水处理厂已初具雏形，却未曾征询过村集体的意见。他们连番向上反映情况，反被威胁要拆掉育苗场。图为2018年12月15日，浙江乐清海边的滩涂上，渔民仍用古老的工具养殖贝类。 （图源：VCG）
2018年12月6日，浙江乐清市翁垟镇三盐村，养殖泥蚶的围塘里，63岁的渔民汤立荣正在劳作。1984年，响应国家号召，村里将滩涂开发为晒盐池，后来因为本地盐缺碘，又改作水产养殖。近几年，工业园区扩建，步步紧逼，养殖户为求生存，不断向海洋要地。 （图源：VCG）
去年春夏，一场“史上最严”环保风暴席卷了黄海之滨。数百家企业全面停产整顿，挖暗管、查危废。江苏省虽是鱼米之乡，自古富庶，但苏北地区向来是经济洼地。2003年前后，三家化工园区陆续开工建设，以农药、医药、染料等行业为主，承接从苏南、浙江等地搬迁而来的高污染化工企业。连云港燕尾港镇临港产业园的海鲜远近闻名，当地人传言，过去有日韩游客乘坐轮船至公海，再“偷渡”到此，只为尝鲜。“450马力的船，开11个小时才能打到鱼了，以前不过1小时。”一位渔船主说，去年下半年都是亏本的。2017年出口过一批毛蛤到韩国，结果煮出来的水被染红了，疑似被污染，遭到退货。图为2018年12月13日，江苏盐城市陈家港镇莽牛新居旁的晒盐池，仍有大量未被清理的工业废水。自2018年4月，苏北化工园区迎来“史上最严的环保风暴”，大部分工厂停工至今，肉眼可见，这里的河道和空气恢复了正常，但被弃置的废水，被破坏的生态，却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治理。（图源：VCG）
12月14日，江苏连云港市灌云县燕尾港镇，靠海有一大片螃蟹养殖场，临近的工业园已停产了大半年，这里的水质，逐渐恢复了原来的清澈。 （图源：VCG）
中国江苏太仓，600年前郑和七下西洋起锚之地，其境内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浏河，曾因污染之名屡次出现在报道中。2000年前后，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过去污染严重时，新渔网下去就破了，捞起来满满的垃圾。”当地人传言，2000年到2010年间，浏河口渔村的癌症病人逐渐增多，“吃污染水死了”。图为2018年12月10日，长江口电厂外的水域，由于水温较高，水面升起腾腾热气。（图源：VCG）
12月9日，江苏省太仓市浮桥镇，2012年“上岸”的渔民陈家友，回到了从前渔船停靠的七丫港。当时，他在岸边栽了几棵树，用以栓船，又铺上了石子，形如私家小花园。而现在，这个生活了近20年的地方，杂草丛生。（图源：VCG）
1993年，18岁的陈家友随父母和另外五家人组团，从江苏淮安洪泽湖“下江南”。他们听老乡说，长江口水草丰美，渔获量高，“鱼能卖个好价钱”。明珠花园内，安置了2012年前后被政府安排上岸的多户老渔民。30年前，他们划着小浆，从老家洪泽湖经京杭大运河顺流而下，走了一个多月的水路，到达太仓。图为陈家友家里电视机上方放着一艘船模型，这是他带家人到郑和公园玩的时候买的，这个公园曾是六百年前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图源：VCG）
“这把年纪，工厂也不要我们了”“现在不能回家了，回家也没房子，没地方打渔”……地下室的老渔民们七嘴八舌，有人打趣称，“我们是洪泽常驻太仓大使馆”。在港区集装箱货场旁，陈家友找到变了样的浏河口七丫港。很难想象眼前修建整齐的水堤下，曾经有三四十户水上人家，串门的方式是从一个甲板跳到另一个甲板。图为2018年12月10日，江苏省太仓市浮桥镇，63岁的渔民谢春洪仍住在船上，打鱼维生。他的船就停在造纸厂的大烟囱旁。（图源：VCG）
工厂的巨型烟囱下，63岁的谢春洪依然守着渔船，吃住在船舱。外地户籍的他，认为政府的安置补偿不合理，拒绝上岸，是周边仅剩的八家“钉子户”之一。每隔一两周，夫妻俩分工“老婆开船，老公逮鱼”，去上海浦东机场附近水域捕捞，赚点生活费。谢春洪不住地叹气，“小女儿结婚买城里40万元首付的楼房，要补贴一点”。上岸后，陈家友转投互联网行业，也干过直销。岸上的家，虽然舒适，但他心里仍怀恋着大江大浪的生活，摇摆不定却自由自在。（图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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