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祭侄文稿》被借出日本展出事件，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有所耳闻吧。
此文稿书于1261年前的盛唐时期，书法大家颜真卿为悼念其战死的侄子而起草，蕴含着颜鲁公至真的情感，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颜真卿在安史之乱后对家国情感无修饰的流露，后世众多名家对文稿的精心呵护，这才有了这一奇迹。
此次借予日本，遭到了海峡两岸人民普遍激烈的质疑，质疑点主要在借出符不符合规章？运输是否做到应有的保护？展出是否有严格的保护规定？
这些担心不仅仅是源于《祭侄文稿》的珍贵，而是台湾当局借出国宝级文物背后的动机有政治献媚的嫌疑。
两岸人民都难得一见的惊世国宝，竟然先斩后奏地在日本展出。在日本留学的华人学生表示在国外看到国宝，心情复杂。
1935年，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
实际上，“动机不纯”的中国文物海外展出早在1935年就发生过。
当时英国为了庆祝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继位25周年，策划了豪华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英双方选出了多达93个集装箱，共1022件文物参展，其中大多数来自故宫博物院。
中国打算靠此次在西方世界的展览，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展示给西方，以促成国际主流舆论对中方的好感，也是对当时日本文化输出的一种对抗。
但是，展会虽达到了震惊西方，影响欧洲的效果，可背后动机的争议，从当年到现在都没有平息。
“冷静地想一下，就会心有疑惑，展览会在英国虽然成为热议话题，但要说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就此得到深化，我们的国际地位就此得到提高的话，那就好比是镜花水月般不切实际。”
这段话出自当时负责部分故宫文物南迁工作的庄尚严老先生，在伦敦展出的故宫文物均来自这批南迁国宝。
而庄尚严老先生随着这批文物漂泊到台湾，一去就没能回来，在海峡对岸一直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官至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第一次看到这段故事，是在一部日本纪录片《台北故宫》中看到的。当然，原始资料还是我们国人整理的，我们中国自己的纪录片《台北故宫》中有更详细的介绍，同样值得观看。
这一中一日两部《台北故宫》实际上从规模和视角上都不尽相同，我为什么要选择讲日本的这一部呢？
我想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篇幅较短，适合对文物以及故宫博物院历史不太了解的人观看；二是因为是日本制作，从日本视角来读这段因侵华而写下的历史会更加有趣，而当下的《祭侄文稿》又恰好在日本展出。
结合时下的热点，这部日本NHK电视台拍摄制作的《台北故宫》应该能解答这么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样一件顶级国宝会存在台北？
1925年，故宫博物院在北京设立，很多皇家藏品也被作为文物向普通公众展出。
然而，6年后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称“满洲事变”，NHK电视台对侵华战争历史的态度较为客观）打破了紫禁城的平静。
日本建立了伪满洲政权，占领了东北并逐渐向中原逼近。到了1933年，北京已经岌岌可危。
蒋公担心故宫里的珍贵文物，决定将它们运往上海紧急避难。而前文提到的庄尚严先生正是文物南迁的其中一位负责人。
这批迁出的文物数量巨大，据统计这些文物装满了13491个木箱，由火车运往上海。
两年后，也就是1935年，这批文物中的部分便由英国军舰护卫远渡重洋来到了伦敦展出。为期100天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确震惊了西方，有超过42万人参观，破下了展馆的纪录。
庄尚严先生也随同这批宝贝在伦敦暂居，据他的回忆描述，当时的西方人对中国通常是蔑视的态度，但在这场展览中，领略到中国厚重的历史文化后，他们的态度似乎有些改观。
报纸的头版头条也都在报道展览中出现的中国文物，民间开始崇尚中国风，名人开始发表对中国文化的赞美评论。
“在中国制造出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是赤身裸体的野蛮人啊。”
“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么多如此美妙的宝物。”
中方在西方积极建立影响的举动让日本感觉到了危机。在日方的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日本人对此次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进行了调查。
其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李顿爵士”，他当年带领调查团到日伪满洲地区调查，并未承认伪满洲国的独立。而他出现在展览会的筹备委员会名单中，对日方而言是个不利的局面。
就在那场展览一年多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的非正义战争，我们宝贵的故宫文物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颠沛流离。
从上海到首都南京，南京随后濒临沦陷，文物分三路辗转运抵西南各地保存，1937年至1947年，这批文物才重新回到南京，整整十年，连日期都不差。
然而，没等这批文物真正安稳下来，解放战争又爆发了。1948年，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多个城市，蒋公眼看南京也要失守，于是决定将文物中的精品运往台湾。
运台文物共3824箱，分三批运往台湾基隆港。这当中就包括颜真卿的真迹《祭侄文稿》、翠玉白菜、毛公鼎等稀世珍宝。
跟随这批文物前往台湾的还有一大批的学者、专家，他们都是当时公职人员，去台湾并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工作职责。
起初他们认为在台湾并不会生活很久，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一辈子。庄尚严也是这样去到了台湾，不过他之前由于工作本就奔波，妻儿一直跟随，幸运地没有与家人分居两地。
这一批中国的老学者老专家们，依旧为这些文物工作了一辈子，积极地将中国文化的魅力发散至世界各地，所以在国际上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名声在外。
但是，一分为二的故宫博物院还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例如著名的《富春山居图》，在清朝顺治年间被烧成两段，分“剩山图”和“无用师卷”，现在分别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2011年，两部分才在台北同时展出，是361年来的首次。
另外，除了这些可以展出观赏的文物之外，被分隔藏于两地“故宫”的还有大量的史书文献。
大清已经亡了100多年了，清史的修订仍困难重重（北洋政府曾出版《清史稿》，但因为时代限制观点陈旧，多为清政府立场），这当中也有史料分居两地难以交流的原因。
我只是希望文物的研究和展览不要受到某些因素的左右。
《祭侄文稿》的出借虽本质上也是传播中国文化，但先斩后奏不合程序的做派，加上借出地日本之于国人的特殊性，不可能不激起网民的愤怒。
但我也希望，通过此事件，或者是通过《台北故宫》（中日两部都非常推荐）这部纪录片，大家能关注到一分为二的故宫博物院，能明白我们应当先解决的国内两地文物交流问题。
至于国际上的交流，应当引用第四届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对文物运台做出的批示----
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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