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生活轨迹似乎有一个定律：在美国碰到财务危机，便去欧洲。
他在一战后在哈佛读研时碰到困难，便去了欧洲，现在二战结束后又在美国陷入经济窘境，于1948年又赴欧洲。这次是赴巴黎，担任新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艺部主任（1）。
林语堂于1948年7月21日乘毛里塔尼亚号邮轮离开纽约前往巴黎，从此以后，法国（特别是海滨小城戛纳）将成为林语堂另一个常住之地。他在巴黎安顿下来后，马上发现生活消费比纽约便宜多了，他告诉华尔希，每月花五百多美元就可以过得很舒服了（2）。
但他马上又发现，教科文组织是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要想真干点事太难了。许多人来到这个新机构，满怀理想，结果碰一鼻子灰。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李约瑟，林语堂到巴黎后和他结交上了（3）。李约瑟来时带了一个很好的计划，最终发现什么也干不了，只好撤了。
用林语堂的话说，教科文组织是这样运行的：船怎么走、朝哪个方向走，不是船长说了算，而是由（管财务的）事务长说了算。那这些“事务长”是谁呢？——“教科文组织有一帮刚退伍的美国小年轻，由他们来为专家评分管理，真是太滑稽可笑了。”（4）
林语堂开头尽量想干好本职工作，但干了一两个月，他已经肯定他得离开，最终在联合国仅做了一年。林语堂做决定离开时，正好华尔希写信商讨下一本书的写作计划。1948年12月，他告诉华尔希他已经决定赌一下：他在教科文组织拿的年薪还不到一万美元，他觉得他可以靠写作来挣够这笔钱，所以决定尽早辞职。他写的下一本书叫《美国的智慧》（5）。
1948年下半年，正当林语堂在踯躅考虑是否从教科文组织脱身重获个人自由之时，中国的内战打得正凶，而且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林语堂离开纽约，他和华尔希之间的来往通信增加不少，但信中基本上避谈政治。华尔希还在考虑编一本他和林语堂的通信集。林语堂没有表示反对，只是说要编这样一本书，读者最感兴趣的可能就是“他对政治、对美国对华政策之愚蠢时不时地爆发”（6）。
林语堂在给华尔希的信中没提，这时他又公开露面谈政治——他在巴黎接受《纽约世界》电报的专访，猛批所谓的“客厅自由主义者”，误导美国公众舆论以及美国政府决策。他对美国不应该干预的说法嗤之以鼻，因为美国早就插手了，正如当年美国在最后一分钟“拯救”了英国，也可以同样“拯救”中国。不然，“总有一天，战争来时，美国人民便要付出代价”（7）。
策划《美国的智慧》一书本来没有政治考量。相反，它就是要让林语堂远离中美时局政治议题。林语堂在兰登书屋的“智慧”系列很成功，华尔希和林语堂已经谈了好长时间，打算请林语堂写“西方的智慧”。林语堂现居巴黎，华尔希又重提旧事。林语堂还是想重回写作，并提议写一本《美国的智慧》可能更合适。华尔希问了一下朋友和同事，看有没有市场，反应非常积极。林语堂很受鼓舞，1949年2月开始做系统准备，借了好多书来读，于5月15日正式辞了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并于1949年底完稿。
《美国的智慧》是林语堂眼中的美国文化名著精选，选有杰弗逊、富兰克林、林肯、爱默生、梭罗、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大卫·格雷森（David Grayson）、霍尔姆斯（James Holmes）法官以及爱因斯坦的作品，并附有林语堂的评注，而且评注占了整个文本的五分之二。在所有美国作家中，林语堂最为看重的是杰弗逊和霍尔姆斯法官，华尔希做营销时也是这么说的。
林语堂构思该书时，从结构、语调乃至整个趣味上欲使其成为《生活的艺术》的美国版。他发现“美国梦”曾经是很有活力的愿景，到了现代却逐渐式微了。“现代人太繁复了。我要做的是从美国智圣的作品中找到平和中庸的思想，为人类的内在与外在生活点明秩序与轮廓、希望与和谐……要做成真正的探讨生活问题的美国思想精髓选。”（8）华尔希和赛珍珠都非常赞同，认为《美国的智慧》写得越接近《生活的艺术》，成功的可能性便越大。他们只是再次提醒林语堂在文中尽早表明其“中国人”的身份。对于这一点，林语堂这次婉拒了。反而他明确表明自己是一个“现代人”：
“在游览美国和中国的思想之旅程中，我从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现代人，深明现代人的问题，共享发现的喜悦。文中但凡说‘我们’，我指的是‘我们现代人’。”（9）
然而，林语堂在写《美国的智慧》的同时，看着中国变成红色。如果该书里没有任何林语堂对政治的看法，那就奇怪了。事实上，这正是林语堂和他的出版商朋友间主要的争执点。
华尔希收到林语堂写完的书稿后，十分吃惊。“赛珍珠和我都强烈质疑你对美国‘自由主义分子’的攻击，”他告诉林语堂。他提醒林语堂《枕戈待旦》一书的遭遇：“我早就预料到，假如你不删掉那些有关美国政策和美国作家的段落，肯定给你带来很多损害。但你不听，一定要坚持保留。”他再次警告林语堂，如果美国读者觉得“只要不是百分之百拥护蒋介石，你就要贬损人家，他们就会掉头不再理睬你，说你已经不是一位哲学家，而是一位盲目维护一党之私的党棍”（10）。
这引来林语堂满满一页的爆发：“美国的自由主义！好吧，我把整个问题重新组织了一下，这样该问题读起来是绝对相关的了。美国那么多‘自由派思想家’，他们为了意念中的好社会可以牺牲个人自由，因而稀里糊涂成为真正的杰弗逊式自由的叛徒——你真的确定没这回事？”林语堂当然没有忘记《枕戈待旦》的遭遇，但他丝毫没有让步：“我现在仍然感到很自豪，我没有为了取悦于大众而写一句违心的话。”（11）
另外，赛珍珠和林语堂之间的往来书信言辞更为激烈。赛珍珠读完书稿后给庄台公司写了一份备忘录，然后转寄给了林语堂。赛珍珠认为，林语堂在此重提美国自由派人士的问题完全不合适，多半会遭到无情攻击，对书的销量危害甚大，林语堂和庄台公司都会遭受损失。
接着赛珍珠就美国人到底对中国一事怎么想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正是国民政府的普遍腐败夺走了美国人的同情心，是蒋政权让美国人伤透了心。“许多中国人（他们不是……！）曾跟我们讲，要是美国出面帮蒋，中国人自己也会反对我们。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中国人，除了国民党官员，持有语堂的观点。”至于编辑方针，赛珍珠说：“我们施压有个极限，必须给作家写作自由，风暴来临时做好防范措施。好心的评论者会不理这一段。可悲的是，现在没有多少美国人会对中国人展现善意了。”（12）
图：赛珍珠
林语堂给赛珍珠的回复也表露出他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他谢过赛珍珠的评语，并称“谁要为塌方负责，这话可能说不完，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双方都有责任”。林语堂说，现在好多事实还没有曝光，并打赌说即使很多年以后美国人看到的这段历史肯定还会是雾里看花。“国民政府的坍塌对我来讲意味着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溃败；蒋的失败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失败，包括像王云五、张嘉璈、翁文灏，以及一大批受西式教育训练的，差不多到了五十岁，而要是换在日本，应该可以让中国复兴起来，就像伊藤博文手下的人使日本走向维新之路一样。我以为我们也走上了历史舞台，我们有像伊藤博文那样的人，五十岁以上的工业家，诸如此类。蒋是失败了，没错，但是，难道这不也是我们的失败吗？那些腐败的官员，从上至下，包括最高层的（宋子文和孔家），这意味着整个民族的传统在和蒋作对，蒋自己当然也有局限。”（13）林语堂坚持称，该章讲的是美国的政治生活，和当下的思想是相关的，“它不会冒犯谁……（要当一位哲学家就不能对政治充满激情，西人这种观念真是很奇怪）”。
华尔希和林语堂来往信函中一个主要争执点围绕林语堂把美国总统罗斯福名字的缩写F. D. R.谑称为“Foul Dog Realism”（臭狗屎现实主义）。
其实书稿写完前，华尔希应该已经得到警告了。当林语堂决定不写“西方的智慧”而写《美国的智慧》时，他曾告诉华尔希：“我们可以忘掉F. D. R.，正是这个奸商带给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世界，这个超级自私鬼梦想长生不老，和丘吉尔、斯大林把世界瓜分后想永远统治下去。”（14）一年以后，林语堂把写完的书稿寄给华尔希，又有另一次警告：“我觉得整本书还可以。我对F. D. R.没有吝啬我的笔。论世界政府一章有一段，我写得挺狠的，但我觉得写得挺好，读者要到书的收尾处才读到这一段。”（15）
读完书稿后，华尔希的回复很简洁：“严重质疑F. D. R.被谑称为Foul Dog Realism（臭狗屎现实主义），这会被认为带有严重的侮辱性。请让我删掉。”（16）林语堂做了一点让步，同时又有一次爆发：“难道你们的自由派总统没有和斯大林把国家当作买卖一样做交易，就像盗贼交易马匹一样？可就这样还是受到人们的拥戴。为什么？因为他把成千上万的蒙古人卖作奴隶，从而确保了几千名美国士兵的生命？这算什么角度？……不要动Foul Dog Realism，删掉F. D. R.，行了吧？哎哟，哎哟，多么了不起的美国英雄！”（17）
读完最后校样后，华尔希还是觉得很受冒犯：“我仍然觉得Foul Dog Realism很具侮辱意味，即使没有直接和F. D. R.联系起来。”（18）但书中保留了“foul dog realism”，虽然改成了小写，也没有用F. D. R.：“威尔逊宣布一战的目的是‘和平，而不是胜利’，当时多么鼓舞人心；而臭狗屎现实主义则宣布二战的目的是胜利，而不是和平，而且是不打折扣的胜利，无条件的胜利—这种胜利为人类的福祉吹响了汉尼拔或成吉思汗式的杀戮声，而不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19）
《美国的智慧》出版后获得了一些好评（销售量最终达到一万册），但和林语堂的期望（重回《生活的艺术》那种火爆场景）相差甚远。他很灰心，特别对“纽约知识分子”越发感到隔膜：“纽约对我来说太高贵了，我在纽约眼里就是个乡巴佬。美国思想和情感的中坚地域在内陆。”他希望书的销量可以从西部多起来，再反馈到东部，就像《生活的艺术》那样（20）。在纽约，那些自认为是美国的精英知识分子者，“你一讲到美、祥和之类的东西，他们一概嗤之以鼻，认为幼稚、乏味”，但林语堂说，“我很高兴我还没有得这种现代病，和‘现代脾气’不沾边，也没有同情。”无论如何，他尽力写了，其他就管不了那么多了（21）。
正当《美国的智慧》出版、在各地书店上架之时，麦卡锡议员指责国务院遭间谍渗透，国会开始举行听证会，而对拉铁摩尔的聆讯更是成为焦点新闻。现在看来，听证会并没有澄清“隐秘的事实”，反而强化了美国政治的对峙，其遗产留传至今。林语堂当时居住在法国，当然十分留意事态的进程。他1950年4月6日写信给华尔希称：“你们的麦卡锡只是在清账，看谁要对错误负责；但遭罪的是我们。”
对林语堂来说，美国国务院的问题不是能挖出几个“非美国人”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帝国主义，尤其体现于对待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人的态度上—用林语堂的话说，是一种“催眠术”（22）。“对蒋介石一直都是用一种催眠术。有人安排胡适去见艾奇逊，艾奇逊说，‘胡适已经卖给蒋介石了’。这就够了。一种催眠。可是，有成千上万名中国人在上半世纪崇尚美国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算什么？他们去哪里？迪克，珍珠，你们认识的留学美国的中国人中，……举一个名字出来。张伯苓，陈光甫，等等。他们都卖给蒋了——起码都是蒋政权的合伙人。把这些人都列出来，质疑他们、怀疑他们？再把反蒋的人列一边，比如罗隆基，马歇尔在中国时把他当作英雄。可现在罗隆基在哪儿？真是可悲，就是不愿意信任留美的中国人，对他们玩催眠术。”
林语堂曾给华尔希的儿子阿尔伯特（也是庄台公司的员工）写过一封信，不经意间又一次爆发：“国务院的政策明显就是一种心理上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一种思想状态，把所有对美国友好的国家当成是事实上的卫星国，可以被任意拿捏、把玩。我想美国官员和军队不可能摆脱这种思想状态，因而他们在远东的政策必定失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又讲这些，只知道一讲到这些，我就停不下来。”（23）
1950年底，华尔希给在法国戛纳居住的林语堂寄了一个圣诞礼物：牛皮精装本《美国的智慧》。林语堂回信致谢—附带政治酷评：“非常感谢你寄来《美国的智慧》牛皮精装本，写于美国愚蠢至极之时，其总统如果是一位作家肯定会威胁不喜欢他作品的书评家，要把他们统统揍一顿。想想看，为什么苏俄在亚洲有能干而有效的工具为他们服务，而美国却只有像蒋介石、李承晚和菲律宾总统这类混蛋合作？这真是本世纪最大的谜团。”（24）
林语堂这些政治酷评和爆发，华尔希和赛珍珠都没有回应（除了上文列出的对书稿的反馈意见）。那是一段段既满怀激情，又充满孤寂的政治独白。
图：1966年，林语堂夫妇返回台湾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