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五四运动邀请“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中国常住。前者饱受冷眼相待，历尽沧桑；后者却享受贵宾待遇，礼遇有加。为何两者在中国的命运如此悬殊？
近日读了徐燕写的《“德先生”还是“德女士”？》一文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forum_lx090611l.shtml，使我对问题多了一层了解。徐文提到她的几位闺密抱怨说：“‘民主’和‘科学’是现代文明两大目标，可90年前一到中国，就偏得化身为‘德先生’、‘赛先生’两位男人，为什么不能叫‘德女士’、‘赛女士’呢？”
想来也是，五四运动的豪杰们虽然发起了反封建和创建新文化的运动，但他们的潜意识里还残存着中国文化传承下来的大男人主义。所以在把“民主”和“科学”人格化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就选用“德先生”和“赛先生”这种男性称呼，给民主和科学赋予了阳刚之气。
殊不知正义、自由、民主、和平等这些价值在许多文化中被人格化或神化的时候，都以女性来代表。在欧洲许多城市都可以看到提天平持利剑的正义女神雕像；乘船驶入纽约港口，迎面而来的是巨大的美国自由女神雕像；到卢浮宫博物馆参观，还可看到象征爱与美的著名古希腊雕像维纳斯；中国文化中有一个用女性来人格化的价值便是象征慈悲的观音菩萨。
正义、自由、民主等这些价值并不是社会与生俱来或必有的东西，他们是人类启蒙后诞生出来的价值。这些价值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诞生出来后都需要经过时间的培育才能成长起来，成熟起来，才能显出其珍贵性。犹如一个婴儿只能在一个母体中孕育成长，然后诞生出来，最后成长为人。
由于阴性母体是孕育生命的基础，价值可能也因此在人格化的时候被赋予了阴性。人的实践也证明，民主和自由等这些价值如果过多地以攻击、打斗、争论、抗议等这些阳亢方式表现出来（如出现于某些新生民主社会的现象），则难以凸显其优势；相反，通过阴性的细致、柔和、包容、打动人和说服人的手段则能获得较好的效果。
正如我们知道正义、自由、民主等属人的价值范畴；科学则属人的理性范畴，因为它是人类通过理性探索和追求真理所获得的可靠知识及由此产生的对待事务态度的统称。理性常与男性的阿波罗太阳神联系在一起，因此称“科学”为“赛先生”不存在性别歧视的问题，应该是妥当的。但一个国家如果只想依赖“赛先生”来发展社会的话，那阳刚之气必然过重，后果不堪设想。
目前就有一个活例摆在眼前：世人不是对北朝鲜气势汹汹的“赛先生”都感到忧心忡忡吗？明显地，一个国家的“赛先生”必须有“德女士”这位贤内助的辅佐，国家才能搞得好，社会才能和谐。老子之“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说的就是这种阴阳刚柔相济的道理。
诗人郭沫若年轻时在五四运动时期（1921年）发表了开创一代诗风的《女神》诗集。在这本诗集中，他一开始就引用德国诗人歌德《浮士德》诗体小说的“神秘的合唱”来作为壁龛女神再生之唱词：
Alles Vergaengliche 一切无常者
ist nur ein Gleichnis; 只是一虚影;
Das Unzulaengliche, 不可企及者
hier wird's Ereignis; 在此事已成;
Das Unbeschreibliche, 不可名状者
hier ist's getan; 在此已实有;
Das Ewig-Weibliche 永恒之女性
zieht uns hinan. 领导我们走。
他在《<浮士德>简论》中写道：“大体上男性的象征可以认为是独立自主，其流弊是专制独裁；女性的象征是仁慈宽恕，其极致是民主和平。”他已理解，几乎人的一切价值都可以以女性意象来代表。然而，理解了永恒之女性含义的五四青年郭沫若可惜在五四时期没有建议把“德先生”改称为“德女士”。当时喊出的口号如果是要“德女士”和“赛先生”的话，中国社会的演变可能又是另一个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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