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月，台湾政府发放“税收红包”与“口译哥事件”在社群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然而，真正引发民怨的不是政府超征人民税收，也不是蔡英文用人是否合乎体制，而是在贫富差距日益悬殊下，低薪族产生严重的“相对剥夺感”与“仇富”心态，愤怒情绪瞬间在网路上爆发。
赵怡翔（右）因担任蔡英文总统就职典礼口译而爆红，被网民封为“口译哥”（图源：中央社）
口译哥赵怡翔（右）最近因“空降”外派台湾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惹出争议（图源：Facebook@赵怡翔、蔡英文）
蔡英文发表新年谈话时，指出因税收超出预期，将和经济弱势、低薪者分享经济红利（记者：杜晋轩／摄）
时间回到2019年元旦，蔡英文发表新年谈话时，指出因税收超出预期，将和经济弱势、低薪者分享“经济红利”，并传出将锁定月薪3万元以下（1台币约合0.03美元）的经济弱势，发放一次性现金补助，估总经费400亿元、约300万人受惠，平均每人可领1万多元。
“分红”消息一出，随即引来一片挞伐。有的人直呼标准不公平，因为自2019年起，只要月薪未达3万就不用缴所得税，等于有300万人“免税又能拿红包”；有人则质疑台湾地下经济盛行，薪水低不代表贫穷，直接发钱也无法真正帮助到穷人；还有许多人纷纷抱怨，“我辛苦赚钱、依法缴税，为何还拿钱去帮助穷人”，认为所谓公平分配应该“人人有奖”，不然心理感受不平衡。
近期另一个新闻焦点是“口译哥”赵怡翔，才31岁的他，因“一步登天”外派担任驻美代表处政治组长，引发轩然大波。有人质疑他的外交历练不够完整，有违外交体系长期以来“论资排辈”的传统；此外，他也因“25万元月薪”成为网友攻击的箭靶，因为这是绝大多数台湾青年望尘莫及的薪资待遇，被抨击是政治酬庸、“吴音宁2.0”。
在我们批判网友的“酸葡萄心态”、“见不得别人好”之前，应该要问的是，为何政府把多余的税分给弱势、口译哥领高薪会使民怨如此沸腾？
撇除政策与人事任命的正当性不谈，上述两事件都造成民众的心理感受极度不平衡，这些“不平衡”的情绪，其实来自于“相对剥夺感”，指的是当人在与地位较高、生活条件或收入较好的人互相比较时，产生一种自身需求得不到满足、比他人劣势的剥夺感，这种感觉会滋生消极情绪，使人们表现出愤怒、怨恨或不满。
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相对剥夺感，青年普遍低薪是主因。行政院主计总处统计指出，2017年25至29岁的全年总薪资中位数为44.8万元，换算下来大约是月薪3.7万元；而30至39岁则有51.5万元，也就是月薪4.3万元，与31岁、月薪25万元的口译哥相比落差悬殊。此外，统计也指出，2017年台湾有34%、305万的受雇劳工每月收入不到3万元，其中以30岁以下占多数，约有51％，也就是说，有高达103万年轻人深陷低薪处境。
“税收红包”与“口译哥事件”引发强烈的相对剥夺感，青年普遍低薪是主因（记者：蔡苡柔／摄）
如此一来，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人们一听到多余税收要分配给弱势、口译哥领高薪就反应这么激烈，即便政府拿出亮眼的数字告诉民众景气已经复苏，仍无法平息众怒，正好反映出台湾社会在贫富差距两极化与阶级流动停滞下，“相对剥夺感”已油然而生，而这两个事件成为网民围剿的标的，投射出的却是人们对现实利益分配失衡的愤慨，以及对“公平分配”的期盼，再加上网路传播的共鸣效果，让胸怀不满和对前途焦虑的年轻人，纷纷以网路洗版、呛声的方式来宣泄不满。
因此，政府不应只沉浸于拼经济的美好幻想中，而是要让整体经济成长之余，重视该如何落实公平的分配资源，避免经济成长的果实被少数既得利益者占据，而弱势、劳动阶层却没有被分配到合理的利益，生活水平也没有因经济成长而有所提升，否则，在一个资源分配越来越失衡的社会，口译哥如今成为其中一个宣泄众怒的出口，随着“相对剥夺感”与“仇富”的心态日益严重，恐将更加撕裂着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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