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两会空窗期答案北京时间1月21日晚间揭晓——不是众说纷纭的四中全会也不是出人意料的什么神秘大事，而是一年一度、看起来似乎并无特殊之处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在中共中央党校开班。
不一般的是这次的研讨班不仅让绝大多数省级地方两会改期，主题更是罕见地定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开班仪式讲话中，将政治与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或者说中共党内执政）大领域的“重大风险”“防范化解”作为2019年各位地方大员的开年大事。“内忧外患”皆存在，中南海的危机意识空前。
民以载舟，民以覆舟。在习近平谈及的几大风险中，社会风险似乎最不令人关注，却又和执政党的执政安全最是息息相关。而中共高层今年的诸多改革与布局，均由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风险或者说社会危机是个大而复杂的范畴，广义而言，不管是政治形势还是意识形态，乃至经济、科技等前文提及的几大风险，其实都可以引发、影响社会危机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以何种方式呈现。
因社会矛盾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转型时期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之一
无论是2019年年初发生在北京的校工手锤砸伤20名小学生事案、2018年6月发生在山东烟台的叉车司机无差别随机杀人案，还是2014年发生在广州致数十人死亡的公交车纵火案，无不是近年来中国日益频繁的社会底层暴力事件，且受害对象多为普通民众甚至儿童这样的弱势群体。
暴力事件如幽灵一般浮现而出，在严惩凶手的舆论呼吁之外，贫富分化、阶层固化乃至社会焦虑的加是事件背后需要探讨的诱因。
首先，财富问题一直是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中国民众关注的话题。2018年9月，由中国一家民间智库发布的《蒙格斯社会公平指数——公平与贫富差距问题研究》报告指出，中国贫富差距已突破“破坏拐点”，贫富差距进一步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经济总量的提升。
中国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88年中国基尼系数是0.382，1994年是0.434，1997年是0.4577，2004年达0.465，此后间隔8年未再有新数据公布。2009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称，中国的贫富差距在急剧拉大，基尼系数已接近0.5的高压线，达0.496，收入分配严重不公。2013年中国官方再次公布基尼系数，当时呈回落态势。到了2016年，中国基尼系数达0.47，高于美国（0.41）、英国（0.35）、加拿大（0.32）等发达国家。201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较2016年再有微涨，贫富差距再次扩大。
伴随贫富加剧扩大的，是中国阶层的固化以及群体性社会焦虑的加剧。现阶段，整个中国社会既要面对全球化、信息化所带来的新型风险，如局部战争、恐怖主义、金融震荡、文化冲突、粮食危机、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等，还要面对传统类型的风险，如各种传染病、自然灾害等。在以工业化、城镇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还要面对诸如失业、生产事故、劳资冲突等社会风险。这些因素让整个中国社会的焦虑呈几何级数增加。而社会焦虑会加重人们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值心理和相应的短期化行为，催生有害和失控的群体行为——比如有毒食品加工以及没有底线的环境污染，程度不同地降低人们的幸福指数和满意度，加重或放大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不满情绪。进而促发底层暴力事件的频繁发生。
扶贫法治以及基层治理
有很多分析认为，这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不可避免的改革阵痛。但这并不代表政府应对措施可以就此缺失。从近年来中国的政情观察可以发现，扶贫、促进司法公正以及不断调节的基层治理体系成为中共主要的应对行为。
中共十八大刚开始，扶贫成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推动”的国家战略性项目。2018年12月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中共十八大到十九大的五年间，中国创造了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7年末的3,046万人，减贫幅度接近70%；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至2017年底的3.1%。不只扶贫，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家财富的增长，中共还大力发展交通、普及教育、改善医疗，这些行动的目标指向，是有人权属性的中国话语中的“民生”，也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
中共十八大之前，以政法委系统为代表的中国国家权力机构曾长期以高压态势威慑暴力犯罪甚至上访民众。此种高压态势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两大困境：一是将维稳体制变本加厉；二是令法治力量削弱，令权力更加泛滥，冤假错案动辄发生。
中共十八大之后尤其是随着有“政法王”称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的落马，中共政法系统历经整顿：首先就是政法委书记的“不入常”，其次是武警指挥权从政法体系的剥离，第三是大力推进冤假错案的平反，第四是法院独立审判机制的尝试。这些纠错和调整行为中指了政法系统的权力独大格局，司法公正得以提高。
在社会管理领域，中共通过社区党工委组织实现了对民众的“网格化、精细化”管理。比如，中共结合现代科技建立的天网系统和与科技巨头联手形成的网络科技管控系统（如微信微博的管控，广泛应用于机场车站的人脸识别技术，电子支付系统中的实名认证等）最大的功能并不是西方媒体所经常职责的“监控”民众私人空间，而是带给民众生活的便利。
同时，中共通过党建带动了社会基层建设。基层自治是一个地区的民众对自身发展和自身管理的能力。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上落后于西方数百年，同时封建的社会体系和经济关系影响力又过于强大。这导致中国社会基层自治的无力和社会整合能力的缺乏。通过基层扫黑除恶、党建等手段，中共解决了基层细胞单位缺乏整合的问题。尤其在近几年，中共高层通过反腐败解决了内部派阀问题，重新实现了对社会的高度整合能力。
而教育、医疗和住房这压在中国普通民众头上的三座大山的在中共的改革目标中被表述为“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已经推进，住房所得税尚在酝酿之中。诸如此类的官方行为，帮助中共实现对社会危机的有效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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