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级干部的开年“第一课”就将科技风险列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之一，体现了2019年北京对于科技领域发展的焦虑。
以美国为首，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中国华为5G拒之门外（图源：VCG）
中美贸易战持续下，科技风险的确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回看2018年，无论是中兴事件的爆发，还是华为孟晚舟事件的激怒，中美之间的争端都是源于科技领域，毫无疑问，中国未来面临的最大风险，也势必在科技领域。
那么中共为什么会将科技列为防范的风险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外部因素，包括前沿战场最直接的体现——国际社会的阻力；其二，中国自身的内部因素，如缺乏核心技术的现实、不顾伦理的冒险科学实验、无所顾忌的知识产权侵犯等。
外部因素——以美国为主等西方国家的“干扰”
从引发中美贸易战开始的中兴事件到华为孟晚舟被捕事件，乃至“中国制造2025”的销声匿迹和西方国家对于中国5G业务的围堵，中国科技领域的外部风险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干扰”。
中国在2015年制定的产业升级规划“中国制造2025”展示了在制造业领域挑战西方领先地位的决心和目的引发西方国家的注意，尤其是对美国产生强烈的刺激和危机感，从而成为中美贸易战爆发的根源。
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以“惩罚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为由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美国商务部于4月16日宣布7年内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公司销售零件，导致中美贸易战升级。
不难发现，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清单中，很大一部分跟“中国制造2025”有关。特朗普政府的高级经济官员也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制造2025”的可怕，甚至坦诚了美国对新一代技术霸主地位不保的焦虑。
在美国的广泛游说下，中国华为的5G业务也不断遭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韩国、挪威、捷克、日本、加拿大、波兰等国的围堵。就像中国媒体所言，尽管华为并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安全事故，但是仍有一些国家以“网络安全”为借口抵制华为进入。
中国科技领域的快速发展同样引发德国的警惕。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2018年5月份访华后发起了对中国在科技领域进步方面的警告，呼吁德国政府迅速制定新的战略。
总而言之，中国科技的迅猛发展势必为国际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形成竞争的必然结果，中国需正视并加强应对。
内部因素——中国核心技术匮乏、相关立法的不完善
当然，中国能否在科技领域主宰下一代技术，除了国际社会带来的外部因素外，还取决于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的自身能力。尽管中国在资金启动和消化外国设计方面表现突出，但自身的实际创新能力仍然欠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美国对中兴通讯的封杀才让后者感到切肤之痛（图源：VCG）
首先，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为中国匮乏的核心技术敲响了警钟。
中兴事件让中国芯片业的脆弱暴露无遗。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费市场，但国内半导体自给率水平非常低，特别是核心芯片极度缺乏，自产占有率都几乎为零。
中共高层不断强调“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要求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中国各大媒体亦喊出“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不计成本地加大芯片投资”的口号。
中国政府对于芯片问题早有重视，但似乎并非资金问题。对于中国政府主导下产业政策的效率低下，中国经济学者吴敬琏曾上书中共时也指出，“中国在制定芯片产业跨越发展的规划时，必须弄清存在哪些体制性的障碍，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消除”。
中国企业对于科研投入的态度，更倾向于应用型投入，以期实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资本不愿意投入芯片基础研发，也是埋下今日“芯痛休克”的苦果。
有北京学者指出，中国的科技研究还经常遭受政治的冲击，相关领域的领导甚至陷入功利旋涡。如果再不从源头上彻底整改，没有“独立的思想”，“核心技术”仍难以产生。
这也是习近平在开年第一课所强调的：“要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解决资源配置重复、科研力量分散、创新主体功能定位不清晰等突出问题，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此外，科技领域的相关立法也是中共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自动驾驶、无人机、服务机器人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
以近期引发舆论热议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为例，这项技术被认为是“没有科学创新，只有对伦理和道德无底线的突破”。有大陆学者指出，基因编辑的大门一旦敞开，就会对人类造成很大的影响。尽管参与基因编辑婴儿的贺建奎已被解职，但尚未启动法律方面的制裁。
不仅如此，中国在语音识别、视觉识别技术、自适应自主学习、直觉感知、综合推理、混合智能和群体智能等人工智能领域也同样面临着各方面的危机。曾有中国人大代表在2018年3月指出，“这些领域已走入法律的无人区，甚至还出现了挑战传统伦理的现象，技术的发展和制度、伦理的冲突愈加剧烈。”
另外，中国在无人驾驶、无人机等商业化人工智能方面面临着各种新的问题，尽管北京、上海、深圳具有临时性政策，但与现有法律规定难以协调成型。中国相较于欧美国家在这方面的立法明显滞后，加快相关行业的立法研究是当务之急。
概而言之，中国要面对的科技风险，不但要警惕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在科技领域的摩擦，还要注意自身创新能力的突破。正如华为总裁任正非讲的那样：“主张打‘太极拳’，首先苦练内功，内功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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