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5日，年届60的中国山西省太原市长耿彦波正式退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疆域广袤、单是地级市就有大约300个的国家来说，通常一位市长的到龄卸任是一件无足轻重的新闻，行礼如仪罢了。可不同寻常的是，耿彦波的卸任在中国民间激起了相当大的称赞、怀念、感激之声，一时间各种溢美之词，接连不断。这在中国近几十年以来的官场里面，一个退休市长能获如此待遇，实为罕见。
有太多人称他为“造城市长”、“耿拆拆”、“拆迁市长”，将他比喻为“现实版李达康”。李达康是中国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面的一位充满干劲、一心为民、雷厉风行的市委书记。2017年《人民的名义》播出后，本是配角的李达康成为了全剧最受欢迎的角色。将耿彦波比作“现实版李达康”，足见民众对他的认同。
在许多人的认知里，耿彦波是中国地方官的标杆，他强烈的施政风格，给人以深刻印象（图源：VCG）
巧合的是，记者曾于耿彦波退休的三个月前去了一趟他曾工作五年的山西省大同市。记得那天在大同市汽车站乘坐出租车去古城时，不自觉中和司机聊起了大同的历史文化。当时司机突然说起大同市能有今天这般发展，全赖于“已经调走的耿市长”。出于一贯对问题的审慎心态，记者询问司机，这位耿市长究竟怎么样？是否真如互联网上人们称赞的那样？司机不假思索地回答，耿市长“真是好市长”，他对“大同有脱胎换骨般改变”，他来大同之前，大同曾是日渐衰落的小城，污染严重，煤炭资源濒临枯竭，可他竟然在短短五年时间内，不光修复了云冈石窟、古城，建立起了现代化城区，而且还让“大同蓝”成为天气常态。
司机所说的正是耿彦波担任大同市长时提出的“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构想。当时耿彦波在此构想下，以近乎自虐地工作强度，非常规、高质量地推进古城拆迁、修复和新城区建设，虽然触及到一些拆迁户的利益，但确实让大多数大同市民强烈感受到城市的日新月异和进步。
抵达古城后，记者有一种深深的穿越感，仿佛置身于北魏都城——平城：气势恢宏的古城墙、连绵不绝的古建筑。虽然比不上北京故宫的华丽，但由于面积更大，大同古城视觉上的震撼和冲击并不逊于故宫。更准确地说，大同古城比较像1949年之前的北京古城，只不过规模小一些而已。不妨想象一下，假若当年北京二环里面未被拆迁，而是整个作为历史文化遗产保留下来，那该是何等气象？某种程度上来讲，耿彦波要做的正是重新恢复大同古城的历史文化名城地位。而他恢复古城过程中拼命三郎般的干劲、马不停蹄、大步流星、强势被人跟拍为纪录片《大同》，又名《中国市长》，获得第52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当天下午，记者又去了云冈石窟，在乘车路上又以试试看的口吻和一位司机聊起耿彦波，不料他感慨万千，以中国老百姓特有的对于好官的爱戴语气，使劲称赞“耿市长”，弄得令人心里产生疑问，真存在这么好的市长吗？司机除了重复记者已经听过多遍的大同城市脱胎换骨式变化之外，还谈起耿彦波来大同之前，他们出租车司机收入低，大同市补助非常畸形，存在富人领取补助、穷人靠边站的乱象，但耿彦波上任后，不光司机收入增加了，而且补助只面向真正的穷人。
司机的兴致还意犹未尽，记者便已到达云冈石窟，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石窟。据说，当初耿彦波主政大同之初，云冈石窟已经损坏严重，被人形容为“难掩破路黑泥”、“煌煌世界遗产，沦落野草荒迹”。耿彦波是个有着强烈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官员，他迅速开展整修工作。等记者看到云冈石窟时，这里已是一座修缮一新、大气、典雅、壮观的佛教园林，令人称奇。
当天晚上回到古城客栈后，直到离开大同之前，记者又陆续遇到一些当地民众，不出意外地又谈到耿彦波。有人说，耿市长不光是位能干、敢做敢为、从政不舍昼夜的好官，还是一位廉洁的官员，说当时与耿彦波搭档的市委书记落马前后，山西省纪委在大同调查了相当长时间的官场腐败，未曾发现耿彦波有不当行为。还有人说，民众对于耿彦波是真心爱戴，当时听闻耿彦波调任太原市长的消息后，成千上万的民众上街拉出横幅，甚至下跪请求山西省高层将耿彦波留在大同。
其实，耿彦波不光在大同留下强烈的印记，被当地人普遍称为数十年难得一遇的好市长，而且自他1995年开始独当一面、担任市县行政一把手以来，已经分别在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修复王家大院，现已成为闻名遐迩的传统建筑艺术博物馆，开当地文化旅游之先河；在晋中市榆次区修复榆次老城和常家庄园，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传统民间文化；在太原推动建设“晋源新城”，大幅度重塑了太原市面貌。
耿彦波此前担任大同市长期间，曾推动整修中国著名文化景点——云冈石窟（图源：VCG）
当然，耿彦波同样带来诸多争议，亦留下烂摊子，其中尤以大同古城修复最为典型。在耿彦波构想里，他是想重现北魏平城的盛况，让大同真正成为传统与现代相得益彰的名城。遗憾的是，大同古城固然在他调任之前已经初具古都规模和气象，但仍然有大量未竟工作亟待完成，一些破旧、杂乱的民房，在古城里显得格外违和，城市名片尚未有效推广，经济效益不如预期，大同不得不背负上百亿人民币的债务。只是，这一切能归咎于耿彦波吗？难道他不知道留下乱摊子的后果吗？事实上，他当初在调任太原市长之前，很想把自己一手开创的大同古城修复工作完美收尾，但在中国的官场伦理下，他只能留下遗憾，服从山西省高层的调遣。
然而纵使如此，他依然是个中国政治语境下的好市长。一些人喜欢用造城市长来形容他，其实这并不严谨，因为造城也好、修复历史文化遗产也好，只是他从政的外在形式。毕竟，对于山西这样一个经济发展亟待摆脱严重依赖不断减少的煤炭资源而又具有丰厚历史文化遗产的省份来说，发掘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旅游资源，不啻为脱困之策。而耿彦波正是在发掘山西历史文化资源、造城过程中，让世人看到一种久违的勤政爱民、敢于作为和一往无前的干劲，看到古往今来中国贤能官员的影子。这正是他最打动世人之处，他在一个反建制的年代，用行动告诉世人，原来在充满利益之争、太多人得过且过的官场，竟还有这样一心为民的官员。
当然，他也有诸多争议和不足，他的强势有时显得霸道，但瑕不掩瑜，他是中国层层选拔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地方官典范。这其实说明了一个朴素道理，只要为政者真心为人民着想，实实在在推动了社会进步，那么公道自在人心。纵使为政者存在缺点，行事作风有争议，人民还是会保持相当宽容。在这一点上，其实古今中外，皆有同感，只不过西方社会在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不相信为政者能在权力巨大诱惑下保持初心，故引入选举和各种制约机制，尽可能防范官员作恶。这固然确实有效约束了官员，但容易导致官员缺乏担当和经验，得过且过，中看不中用。
而中国虽然缺乏选举和有效制衡机制，但由于层层选拔体制，所以还时不时能产生一些德才兼备、具有家国情怀的官员。只是，这样的官员终究非常鲜见，而且不乏早年一身正气、能力超群的官员，后来经受不住权力诱惑，走向自己痛恨的对立面。对于今天中国而言，怎样在保持选拔体制长处、持续产生更多像耿彦波这样甚至比他更能干更具备现代思维的官员的同时，又能有效引入必要的民意和制衡体系，从而在绩效合法性、民意合法性之间保持平衡，是不得不面临的政治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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