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人汤唯在2017年替香港政府拍摄的“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宣传广告，曾引起了广泛关注。广告中，汤唯鼓励内地及国际精英来香港工作，一展所长，广告以“门”来比喻入境计划，象征各地人才都可以借此，前来这个充满机会的大都市打拼事业。
香港立法会议员杨岳桥此前针对单程证的表态一度惹来社会争议（图源：Reuters）
这只是近年来关于内地移民来港趋势的缩影其一。事实上，比起赴港工作的内地精英群体，更多内地人是靠着针对亲属团聚政策而设立的单程证制度来港定居的。而关于内地持单程证来港移民的话题，在香港也始终不乏讨论，部分香港人更是长期将社会问题归咎于这类新移民，指责这一群体加剧了香港人的生存压力。
把包括住屋等社会问题的责任推卸给来港的单程证人士，这已经不是香港社会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指责声浪了，“取回单程证审批权”更是香港人耳熟能详的口号。作为主要用于家庭团聚，范围涵盖夫妻、申请来港照顾父母的内地子女、香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等的单程证，一直以来都由内地政府每日发出150个配额供符合条件者来港定居，香港对此并无审批权，多年来，香港已累积一批内地新移民。据香港政府统计，自1997年以来，内地人士为了家庭团聚而访港的案例已超过了90万起，而另一份数据显示，目前已有约150万名内地人住在香港，占到了香港人口的20%。
而关于这一人口政策的争吵，在香港几乎从来没有绝迹。香港主权移交两年后的1999年，香港终审法院就“吴嘉玲案”曾做出过宣判，裁定所有香港永久居民在中国内地所生的子女，不论有否单程证，不论婚生或非婚生，不论出生时父或母是否已经成为香港居民，均拥有居港权。而由于担心香港的承受能力，同年香港政府官员更决定首次提请北京方面就此释法，以平息香港社会对于大量移民涌入的担忧。
自此以后，从对“双非”孕妇到内地农村妇女结婚移民潮的争议，从纵火犯释囚施君龙重获居港权到男童肖友怀非法留港九年被曝光所引发的轩然大波，甚至与此间接相关的内地自由行旅客、跨境学童、水货客给香港留下的举止不雅、抢占资源等普遍印象，无不从中折射了香港的紧张，越来越强烈的陆港矛盾和现实摩擦，也逐渐催生了香港人对单程证群体的排斥心态。
自2010年之后，伴随着政治与社会矛盾的加剧，香港的本土意识逐渐加剧。一些本土派团体和政治人士开始十分关注单程证议题，并疾声呼吁收回单程证审批权，其中搀杂了不少非理性的仇视新移民观点。2013年，香港终审法院裁定内地女子孔允明的司法覆核案胜诉，即准许了内地人来港一年便可申请综援，这样的判决最终刺激了部分香港人，本土派彼时便以“内地人来港掠夺资源”这类观点，在当时煽动了大量排斥新移民的社会舆情。
事实上，一直以来，香港各本土派组织或人士在受访及网络上曾多次发表过类似的抨击言论，指摘单程证移民来港争夺福利资源。而香港立法会内，部分非建制派议员的议会发言亦针对于此。如代表资讯科技界的立法会议员莫乃光曾指，持单程证来港的新移民都是低技术且高龄，是一群令香港的福利负担越来越沉重的新人口。
而另一位立法会议员范国威几年前曾提出过“港人优先”议案，在议事厅堂促请港府在制订政策时以“港人优先”为准则，甚至提出包括取消“双非”婴儿的居港权、将本地教育资源优先给予本地学生使用、为自由行旅客人数设限、立刻取消内地临近城市深圳的居民一签多行政策、修改香港水源东江水的购水协议等。不仅如此，范国威近期在一次记者会上又提议，香港公屋的申请者应分开“港人家庭”及“港人及单程配偶”两条队，并要求港府优先处理前者的申请，从而缩短他们的轮候时间。
单程证的灰色产业时常被香港社会诟病，这甚至导致了民间舆论开始将内地新移民妖魔化，而这只会切实伤害更多合法的内地来港移民家庭（图源：Reuters）
而庙堂之外，单程证移民所面对的境遇更是不佳。那些自诩纯粹渴慕香港文化的本土派、甚至是倡导港独的人已经越来越不掩饰对新移民的歧视和责骂，他们不但以“蝗虫”和“社会累赘”称呼持单程证来港的内地人，将他们描绘成土气、肮脏和典型的愚人形象，还由此推导出这是“淡化香港人口构成的一种手段”等类似阴谋论。
“单程证”三字，近年为何会成为香港人指摘的对象，甚至一次次发酵成社会争吵？细思下来，其实这些现象背后的多数症结，都最终指向了现时的审批权现状。
事实上，单程证的现实流弊确已日益明显。 一方面，即便在法理上，香港《基本法》第22条可以容许香港和内地磋商在审理和批准权事项上的各自权力，而当下以计分制为主的资格审批过程，大致看来亦相对有序，不过当中确仍有一些漏弊逐渐显现。另一面，以假结婚骗取单程证的案例，在过去这些年亦被频繁曝光，背后甚至衍生出了庞大的灰色产业链，但面对如何肃清此类违法迹象，现行审批制度却间接成为了掣肘的因素。
港府一向声称，自己有制度以防止通过伪造文书和假结婚等方式取得单程证的欺诈现象出现，然而，事实上，害群之马却禁之不绝。香港入境处资料显示，针对单程证的违法犯罪问题，在2008年至2017年，香港共有10,649人在6,971宗个案中被捕，但最终只有1,733人成功被检控。香港保安局于2018年对此回应称，原因之一是香港的法院要求举证要达到“无合理疑点的最高要求”，例如，具备犯罪中介集团付款的财务交易，或者疑犯自行认罪等，否则很难赢得诉讼。
但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任何犯罪集团和当事人都会尽力避免香港执法人员“人赃并获”，在针对单程证的造假操作中尽力不留痕迹，执法者多数只能依靠香港市民的举报、突击家访、搜集出入境资料，这必然使得虚假婚姻关系不易得到证实。加之当下社交媒体的流行，令许多不法之人寻找假的伴侣可以更隐密，甚至无须非法中介代劳，令香港警方的搜证愈趋困难。
但取证困难，并不能成为回避现实问题的借口。滥用单程证政策的灰色产业现象不但浪费了香港的公共服务资源，而且从根本上有违了陆港家属团聚的政策目标，更令制度本身蒙污。
相较世界各地的平均数据，香港人口的出生率及死亡率长期以来都相对偏低，因此单程证及各项入境计划便成了人口增长的最大因素。但从实践来看，无论是为了更好地规划城市自身的人口政策，更好地平衡人口增长与本地教育、医疗和就业等之间的关系，还是为了能更有效地肃清因单程证制度漏洞而存在的居港欺诈行为，港府都应积极与内地就制度优化协商探讨，争取更好地优化单程证审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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