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赖清德卸下台湾行政院长一职，交棒苏贞昌。临走之际，赖清德以一席超越阁揆高度的卸任演说，为日后去向留下伏笔，其中大谈宪政体制问题，更被解读是在向“有权无责”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发难，也让沉寂多时的“修宪”议题再度浮上水面。一周后，赖清德出席独派大老辜宽敏主办的“台湾制宪基金会”成立大会，再度高谈宪法问题，不过这次他将矛头对准宪法的大中国思想，认为与“台湾命运共同体”意识矛盾，不利团结。而这次他所附和的“制宪”主张，也触动了各方的敏感神经。
当地时间1月22日，赖清德出席“台湾制宪基金会”时，高呼制定新宪法的时机的了。
制宪≠修宪平心而论，台湾当前的宪法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正如赖清德所言，目前偏向总统制的“半总统制”，让总统和阁揆的权责界定模糊，尤有甚者，若当府会党籍阵营不一致，内阁无法向国会负责，将容易造成政局不稳。因此诸如宪政体制的调整、公民权下修至18岁，以及赋予国会更强的监督职能等，都是值得严肃面对的“修宪”议题。
然而，当对宪法的讨论涉及到对国家主权、领土变更，甚至主张“制定新宪”时，这又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也势必牵动各方的敏感神经。一直以来，台湾独派念兹在兹的，是将宪法中带有中国元素的词汇删除，包括宪法中“固有疆域”的概念，以及宪法增修条文开头的“为因应国家统一前”字眼。他们认为唯有切断一切与中国的法理联系，才有一部利于塑造台湾国族认同的宪法诞生。然而这个层次的更动，势必与大陆坚持的“一中原则”相扞格，也不符合美国维持台海现状的战略利益。
高喊“时机已到”恐怕误判情势其次，赖清德对于制宪倡议的积极态度，也颇值得外界进一步推敲，尤其是当他高喊“新宪法的时机到了”时，他所谓的时机是什么呢？对独派而言，当下无疑是“最坏的时代”，同时也是“最好的时代”。
所谓“最坏的时代”，在于集行政、立法大权于一身的民进党，竟然在“九合一”大选兵败如山倒，执政县市从13个锐减为6个，这无疑是台湾人民对“全面执政”的民进党投下了不信任票。眼看2020年总统大选在即，民进党遭遇的执政危机可想而知。而独派对此的解方，就是再度扬起“制宪”大旗，号召深绿选民归队，同时力推“务实的台独政治工作者”上位。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2003年，陈水扁在内政外交失据下竞选连任，同样也向独派靠拢，喊出以公投“正名制宪”口号，全力巩固深绿基本盘，而最后民进党果真在“两颗子弹”的疑云下险胜了，但也因此铸下了陈水扁第二任期“暴冲”的远因。面对日渐失控的扁政府，时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包润石（Richard A. Boucher）便数度敦促陈水扁遵守自己提出的“四不一没有”，更明言美国反对任何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动。为了一党之私，使台美关系跌入谷底，可谓得不偿失。
陈水扁（左）第二任期频繁提出“公投制宪”议题，造成美台关系恶化。（图源：VCG）
然而，独派可能同时碰上了“最好的时代”。在中美贸易战升温，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力推“印太战略”下，美台关系来近年来最紧密的时刻。美国鹰派主导外交政策下，如何力阻中国国力提升，与之争霸，成为重要目标之一，而身处第一岛链的台湾因此重新受到重视。在《台湾旅行法》和《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接连生效下，台湾隐约成为“印太战略”的一环，美台的政治与军事互动可望升级。这些转变，都使现阶段美台关系，和扁政府时代有结构性的转变，不能完全类比。
然而，美国因此就愿意做为独派“制宪”的后盾吗？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看回中国大陆。
相较于胡锦涛时代，习近平对于台湾问题最明显的差别，在于急迫性，而这个急迫性又来自于习近平的对台工作基调，和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废除。
2018年底，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表示北京已“牢牢掌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相较于胡锦涛时代的“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习近平上任以来，无论在惠台政策或是居住证议题上，的确都展现相当的主动性。这个情况下，绝对无法被动地坐视台湾偏离统一道路，而无所作为。再者，借着国家主席任期的废除，可以看出习近平希望借着延长执政时间，亲手构筑“中国梦”，而要在2022年继续执政，就必须在各方面议题上有所建树。因此，无论台美关系如何变化，独派若执意推动法理台独，北京绝对无法坐视不管。
那美国是否愿意为了台湾和北京正面冲突，回到“印太战略”的脉络里，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印太战略”最早是日本安倍政府于2016年所提出，在2017年特朗普访日后，才成为美国力推的亚太外交政策。除了日本外，美国也积极拉拢印度、澳大利亚，形成共同的防堵圈。但国际关系始终不只有政治，特朗普在贸易议题上对于盟友寸步不让的态度，也为“印太战略”埋下了不安的因素。而随着2018年10月中日两国领导人会面，相当程度缓解多年的敌对情势，日本也将“印太战略”调整为“印太构想”，软化了对抗中国的基调。看似坚实的“印太战略”实际上已出现质变，若独派仍将它视为推动台独的护身符，恐怕是引火自焚。
“制宪过程”或许有助于社会沟通、凝聚共识，这不啻为处理台湾内部国族认同分歧的解方。但台湾并非“遗世而独立”的存在，特殊的地缘政治位置，使得内政问题的处理，也必须放诸国际脉络下。贸然将“制宪”视为一切内政外交的解方，将适得其反，这一点，有过中央历练的赖清德不可能不知道。
卸任阁揆之时，赖清德（右）大谈台湾宪政体制问题，颇有向蔡英文（左）“叫板”的意味。
挺“制宪” 赖清德图的是什么？
那为何赖清德在这个时机，以卸任之身提出“制宪”说？唯一的可能，就是求上位。对“独派”而言，台湾独立是其念兹在兹的终极目标，因此2016年上任以来，蔡英文主张“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始终被“独派”诟病；相较而言，早早被视为党内明日之星，又愿意与“独派”结盟的赖清德，就成为“独派”力推挑战总统大位的人选。
民进党“九合一”大败后，“独派”找到着力点，将所有的败因指向蔡英文，“四大老”出面逼宫；未料习蔡交锋下，反而使蔡英文声势谷底反弹，也让“四大老”的主张乏人问津。赖清德卸任时，临去秋波的“修宪”论，就是试图将执政失当的包袱甩回给蔡英文，和“独派”配合演出的“制宪”说，显然是为了测试舆论风向。
时隔一周后，“喜乐岛联盟”也抓紧进攻，要求立委表态是否支持修改《公投法》，使修宪、国号和领土变更等敏感议题，得以公投决定。对此，民进党发表了一篇语焉不详的声明，只呼吁立院党团能做出一致的决定。在民进党主席卓荣泰抛出“新决议文”之说，“独派”也莫不摩拳擦掌，希望主导新的中国政策。随着总统大选提名日程接近，恐怕“独派”的动作只会日益增多，而若赖清德执意参选，导致党内分裂，而让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走向极端，恐怕将把台湾推向悬崖边缘。而若这一切仅为了一人一党之私，未免太过自私。陈水扁卸任前夕坦言：“台湾独立，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我不能骗自己。”这席话言犹在耳，赖清德应当放眼整个政治生涯的历史定位，而非急于2020年的一时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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