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峰／日本推广简化汉字，也包容繁体汉字，文字改革成绩斐然，「汉字热」近年更大为升温，成功经验已成为两岸文字改革的参照系，而两岸的繁简之争仍走不出意识形态怪圈。周恩来五十年代初主导简化字运动时，不顾冷战格局，大胆汲取日本文字改革成果；蒋介石曾二次大力推动汉字简化运动。为何两岸今天仍不能实 现繁简共存及互补，即大陆推广「识繁书简」，而台湾实现「识简书繁」？
全球化一日千里，电脑日新月异，也焕发了五千年历史汉字的最新生命力。最近，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提出对汉字要「识正书简」，引发「繁（正）简相愈」的风波；北京年初推出大型系列电视片《汉字五千年》受到欢迎的同时，民间与学界也就恢复繁体字的呼吁而引发激烈的繁简之争。所有这一切，都显示汉字正面临重大改革的「拐点」。
而值得两岸和全球华人注意的是，日本文字改革成绩斐然，近年「汉字热」拜科技进步所赐而大为升温，电脑﹑手机等成为普及汉字最有力的推手。这与日本一贯积极提倡鼓励使用「常用汉字」的文化基础有关，即使用简化汉字的同时，也包容繁体汉字。日本文字改革成功是一面镜子，映照了中国汉字改革路上的繁简之争。
六月二日，日本政府把新增加的一百九十一个常用汉字的「新常用汉字表」交给公众讨论，在广泛徵求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完善，择日推广施行，以顺应日本社会更多汉字被经常使用的时代潮流。
日本汉字在新世纪展示了令人惊羡的生命力。连年来，超过两百五十万日本民众踊跃参加汉字能力检定考试，热情之高、报名人数之众史无前例，甚至超过了英语托福考试人数。「汉字检定」也意外变成了一棵逐年茁壮的「摇钱树」。目前，日本有四百九十二所大学或短期大学的一千多个院系以及三百九十九所高中在入学考试中为「汉检」合格者加分。国家公务员招聘和众多大企业挑选人才也把掌握汉字能力的强弱列入录取的参考分。
在拥有八千多万部手机的日本现代社会中，有超过半数以上的青年人喜爱用手机汉字发送短信或查询汉字写法。而一般的日本电脑字库均搭载六千以上汉字，更有助于日语汉字被广泛使用。
更有甚者，东京大学知名电脑教授悞村健以及该大学的东洋文化研究所还共同研发了世界上汉字容量最大之一的软件，收纳汉字十二万。该软件除了容纳日本及中国汉字词典中的八万多汉字外，还成功输入了明朝﹑宋朝的古汉字三万五千个，以方便越来越盛行自行印刷贺年卡的日本国民印製拥有复古味道的汉字贺年卡。
日本一本题为《看似会读实则不会读的易错汉字》的自修补课书籍目前销量已突破一百万册并连续登上畅销书排行榜首。出版商更于五月下旬编印发行续篇，为提升民众掌握汉字的热情鼓劲加油。另外，以《全新彻底汉字头脑》为题的常用汉字词典及四字熟语（成语）词典去年至今的累计销量也已超过了三十多万册，而以娱乐形式开发的多种汉字猜谜游戏光碟更是深受日本广大青少年的喜爱，热销不衰。
日本把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定为「汉字日」，京都清水寺住持都会当众书写由民众投票选出的社会世相的年度汉字。无论是前年的「?」字，还是去年的「变」字，均把寓意时事特徵、世态万象浓缩到一个表意丰富的汉字上，以收触目惊心的视觉效果和发人深省的心灵触动。
当然，此举也令民众从学习理解汉字言简意赅的热情上升到普世的社会价值、社会关怀。这一年一度「世相汉字」评选活动已被「引进」到台湾和大陆，令汉字再现无穷的魅力。
其实，日本汉字本身就是一个感人故事。汉字自唐朝传入日本后，曾被奉为「正政之始」、「经艺之本」并一直以汉书作为官方语言。即使作为日本文体的「平假名」，也是由汉字草书衍变而成。但明治维新之后，在「脱亚入欧」的思潮下，汉字「繁杂不便」﹑「落后废止」之论潮起潮落，几度濒临被扼杀的境地。
日本文字改革运动始自明治时代。它以前岛密提出「汉字废止之议」为发端，提倡模仿西洋各国採用表音文字，制定新文法，但未获政府採纳。一九二三年日本公布了一千九百六十二字的「常用汉字表」和一百五十四字的「简体字表」，试图通过限制并在以后逐步减少以达到用假名替代汉字的目的。
一九四六年日本政府颁布《常用汉字表》和《现代假名用法》，试图限制汉字的使用。但汉字已深植于日本文化之中，终使「废除汉字论」偃旗息鼓。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随著电脑科技的发展使汉字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日本由于率先解决了方块字编码基准﹑输入难题与开发应用，促使了汉字编码标准字数的不断增加，也反证了汉字其实是世界上最为实用、最有效力和方便的一种文字。
一九九六年，日本颁布了除《常用汉字表》之外的《表外汉字字体表》的试行方案，并声明「这是法令、公用文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一般社会生活中，使用表外汉字的依据」。该表收纳了明治以来传统的印刷字体共三万四千一百三十八字，事实上意味著除常用汉字外，日本已为使用全部汉字开放「绿灯」。
日本汉字的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遥想当年，日本汉字曾受到各种限制，更遭到废除威胁。汉字受到的批评主要是笔画繁多、难认难写，不利于普及教育和使用不方便。但是，电脑技术快速发展，日本先后解决了一系列汉字形成、输入、储存、显示打印等技术问题，使汉字应用不但不成问题，而且更显示较日本假名更快速﹑便捷﹑高效的优越性。
从电脑到手机常用汉字软件的完善与操作之便利大幅提升了日本民众使用汉字的热情。据日本内阁府调查显示，目前几乎无人不利用电脑或手机中储存的汉字进行写作及资讯交流，汉字的使用率和认知度不断上升。
首相麻生太郎在公开场合频频读错写错汉字也刺激民众反思，唯恐自己读错汉字被人取笑而暗暗「补课」。二零零八年十一月，麻生在一次讲话中把「中日两国首脑往来频繁」读成了「中日两国首脑往来『繁杂』」，闹出大笑话。
在一次有关日本战争责任的国会答辩中，麻生又把政府「踏袭村山谈话」中的「踏袭(沿袭、继承)」读成了「腐臭」，被媒体嘲笑为「首相似乎在说政府的政策发臭」。今年二月，在一次电视直播国会讨论中，在野民主党首席副代表石井一突然举起了一张写有十几个汉字的纸板向首相麻生发问：「你会读吗？」
麻生当场拒绝了在野党发起的这次汉字「突击」，但石井仍不依不饶表示说：「现在不会读汉字的人会被大家所嘲笑，所以国民纷纷去买汉字学习教材。或许你应该为提高这些的销量而骄傲。」
汉字能力检定成绩日益被社会广泛认可，不但激发起更多阶层人士学习汉语的兴趣，而且也成为民众提高掌握汉字的「催化剂」。
日本汉字十二级别
日本汉字检定协会从一九七五年开始推行汉字能力检定考试。它共分为十二级，应试者涵盖了从三岁到九十岁的各个年龄层。考生从当初的六百七十人剧增为零八年的二百八十九万人。
随著汉检能力资格为众多大学或高中以及政府团体企业所认可，又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以学习为主的青年学生掌握汉字的热情。「汉检协会」还同时开设了互联网和家庭考试，出版了三百多种与汉字相关的图书，发售了两百万套的相关游戏软件。此外，日本富士电视台的「六角猜谜」和朝日电视台的「阿Q猜谜王」以及报刊登载的成语有奖竞猜等活动，也大大增加了汉字传播的「热效应」，让汉字切实融入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其实，汉字也彰显了中日两国文化及文字领域的水乳交融。五十年代初，北京总理周恩来根据主席毛泽东的指示主持汉字简化改革。曾负笈东瀛留学的周恩来自然联想到日本在汉字改革中遭遇的风风雨雨，于是亲自找来被誉为「日本通」的廖承志，探讨日本简体字改革的状况，给中国文字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廖承志接受周恩来下达的任务后，暗中利用在日本的人脉关系收集了日本汉字改革的详细资料并整理成文。周恩来看了报告后对廖承志说，日本汉字改革对中国汉字简化大有擧发。如果中国能够与日本汉字改革保持一定的同步性，对汉语文化的传承颇具意义。
但在当时美苏冷战及北京在国际社会处处遭到追围和堵截的严峻环境下，周恩来设想与日本共同进行汉字改革的愿望几近天方夜谭。儘管如此，在随后中国简化汉字过程中，中国还是直接从日本「移植」了不少简体汉字。
中日文字改革历程
文字学者回顾中日两国汉字改革历程时，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可以说，中日文字改革有一部「爱恨交缠」的百年史，但却因各自文化背景差异而走得迥然相异。汉字改革运动潮起潮落，中国最终为中文拼音和简化字推广作了铺垫，日本则为其出台简化字和限制汉字范围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九四六年美国佔领军主导日本时，汉字进一步受到了限制，规定除了一千八百五十字的「常用汉字」外，其他只能用假名表记或同音同义字代替。随著大量美军撤离日本，汉字使用限制开始慢慢放鬆，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日本终于终止了汉字拉丁化改革。
一九八一年，日本内阁公布非强制性的「常用汉字」，进一步对汉字简化和限制汉字政策作出调整。一九九三年事实上对汉字使用全面解禁。政府提倡使用「常用汉字」，也容许使用其他繁体字。随著时代之发展，汉字使用越来越多，乃至出现了近期的「汉字热」，既突显了东西方文明在近代日本交集的印记，也显示汉字在日本有著坚韧的延续性。
日本知识界有一批人长年不放弃废除汉字的主张和努力，形成了旨在取代汉字的日语假名化、拉丁化转而英语化、法语化等五花八门的文字改革风潮，但最后仍只能在限制汉字论上找到落脚之处。
而中国的语文改革百年中经历了三次大论争。第一次关于汉字的论争，在「五四」前后、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的背景下展开。这场争论以白话文的胜利而告终，随之而来的是推行国语，创制和完善汉字的表音系统，其中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生活中的大量近代汉语都源自于日本汉字。如法律、社会、哲学、文化、政治等等。
第二次论争发生在三十年代，是在大众语论争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场论争导致了最初在国民党统治区、其后在共产党统治区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性汉语拉丁化实验。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在全面开展文字改革的背景下发生了第三次论争。
在毛泽东「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下，围绕中文拼音是採用拉丁字母或音节文字，或是俄文字母、全盘「斯拉夫化」以及主张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等主张上存在争议。结果毛泽东一锤定音，「中文拼音方案採用拉丁字母」。
另外一个大争议是毛泽东有意废除汉字﹑走世界文字共同拼音之路，而周恩来认为对汉字的前途不急于下结论，这就形成了新中国文字改革「两步走」的构想：第一步完成当时文字改革的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中文拼音方案的三项任务；第二步实现拼音化。
在此过程中，由于有汉字简化只是「以利目前应用」为目的的过渡权宜性，北京在简化汉字运动中显露出一定程度的随意性。据悉，在一次政治局讨论汉字简化的会议上，有人对「叶」字被简化为「纉」大为不满，觉得完全失去了「叶」字本身的表意性。这时叶剑英发话说：「我看简化的不错嘛」。这时周恩来说：「既然叶帅本人都没有意见，就定下来啦」。另外，原来「登」字旁的繁体字一律简化为「丁」字旁，如「闶」字。但因邓小平对按规简化的「」字十分不满，结果作为特例改成了沿用至今的「邓」字。
在使用繁体字的台湾，简化字曾是政治符号，甚至被贴上了「投共附匪」、「忘本卖国」等标籤。但鲜为人知的是，蒋介石历史上曾两次大力推动简化汉字，时间上也早于中共推行的汉字简化运动。一九三五年，蒋介石觉得汉字简化是必行方向，责成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负责。在文字学家黎锦熙等不遗馀力的帮助下，同年八月以教育部名义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但这次汉字改革受到强烈阻挠和反对。
党国元老反简化字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不仅当面向蒋介石力陈「简化汉字荒谬十足，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扬言「如果政府不收回《简体字表》，以后任何会议他一概拒不参加」。
戴季陶说到做到，三个月拒不与会，蒋介石心慌意乱。戴一不做二不休，后来竟在一次大会上当众跪下，为汉字请命：「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国宝，一个字也动不得。」在戴季陶等人竭力反对下，这次简化汉字不得不半途而废。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蒋介石有意再度推动简化汉字，此意图与当时兼任「中央党史编纂会」主任的罗家伦不谋而合。罗也向蒋立下军令状，由他来为简化汉字游说和造势。不久，罗家伦亲自撰写了一篇主张汉字应该简化﹑需要简化的文章，题名为《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交由国民党《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新生报》同时刊登。文章认为汉字需要简化才能保存，才能适合中华民族当下的需要。蒋介石甚为赞同，罗家伦更是热心四处演说。
此时为一九五五年秋天，国民党中央委员、学者胡秋原将一篇长达万字的反对简化字的文章送到《自由中国》负责人雷震那里，声称要将罗家伦的主张彻底驳倒。但雷震主张汉字简化，所以将文章压住不发。胡秋原毫不气馁，一方面利用立法院这个讲台，猛烈抨击提倡汉字简化的罗家伦等人，另一方面另闢阵地撰文，激起反对声浪。
结果，胡秋原的主张不仅得到台湾文史界大部分人支持，甚至一些海外华人学者作家也联合起来，共同在报刊上撰文批驳简化汉字。社会上各方人士人反对文字改革，令蒋介石深感此事阻力甚大，便不再提简化汉字了。蒋介石的文字简化计划再次夭折，而早前的简化汉字方案在台湾遂被长久搁置至今。
今天，两岸的汉字「繁简之争」已出现相互排斥、非我莫属的对立，而越来越多有识之士认识到汉字是传承中华文化的载体，也是汉字文化圈内各国人民的共同文化财产，不应被政治意识形态操弄。他们主张互补汉字新天地，避免沦于新一轮意识形态的爱恨情仇之中。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最近提出「识正书简」呼吁后，旅日华侨、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对亚洲週刊说，他已提出废除简体字的建议，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分批的停止使用简体字，恢复繁体字，即与港澳台一样使用同一的繁体字。
潘庆林也于今年中国人大政协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分批停止使用简体字、恢复繁体字」的提案，引起轩然大波，并引爆了中国大陆有关汉字「繁简之争」的大讨论。
潘庆林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进行了文字改革，先后公布并推行了两批简体字，这对减少文盲﹑普及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现在社会历史条件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有必要对简体字作出反思与调整。
潘庆林指出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诞生的简体字比较粗糙，是一种「权宜之计」，如将「爱」字去掉了心，无心之爱还称爱吗？工厂的厂字完全失去了汉字对称平衡之美。
其次在当下电脑普及的情况下，汉字简化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因为繁简对电脑输入已无区别。更重要的是汉字简化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承带来了一定阻碍，也不利于两岸及海内外华人的文化交流与沟通。
潘庆林说，因为目前中国只使用简体字而台湾以及港澳地区使用的均为繁体字，海外华侨基本也利用繁体字。特别是台湾把繁体字称为「正体字」，并计划以此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将对大陆造成压力与被动。
作为旅日华侨的潘庆林说：「我的提案也是在徵询日本华人华侨时偶然迸发出来的思想火花」。因为一位家住横滨中华街的华侨反映，其两个子女读书，一个放在亲大陆的山手中华学校，另一个在亲台湾的中华学院。结果两个孩子回家后，却经常因繁简字与拼音不同而吵得不可开交，他们各指对方为错，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与烦恼。
潘说，他的「雷人（震撼）」提案也遭到了不少网民及专家的反对，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要在大陆停止使用简体字确实不太可行。其实﹐他的目的在于「三尺高帽砍一半」，以期激起讨论，推动中国大陆先恢复繁体字教育。
潘庆林说，他与马英九提出在中国大陆施行「识正书简」的主张有著异曲同工之妙。潘说，他要向马英九倡议，台湾也应该同步施行「识简书繁」。这样两岸繁简共存，推动落实「一国两字」。
汉字与民族魂根基
目前，日本文字改革的成功经验和成就，已经成为两岸汉字改革的一种参照系，也引起全球华人深刻的思考：为何大和民族可以成功改革汉字，推广简化汉字，也包容繁体汉字，而海峡两岸为何不能走出意识形态「怪圈」，做不到繁简「共存互补」，即大陆推广使用「识繁书简」而台湾推广使用「识简书繁」呢？全球华人应牢记：汉字已深深根植于两岸文化土壤中，它是民族之魂的伟大根基所在，不容怠慢和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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