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习近平带领下，中共七常委齐赴中共第一党媒“人民日报社”进行2019年开年第一次政治局集体学习，其时，习近平首次提出“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四全媒体”概念。
习近平在2019年首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上提出“四全媒体”概念，或意味着中共“党管媒体”思路将发生调整（图源：新华社）
有分析称，这说明中共对信息时代媒体的认知达到新的高度，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中共对先前粗放、生硬的管理手段要进行调整，以期更好地适应信息社会条件下媒体的现实。
应该说，虽然中共具有党管媒体的悠久传统，也不乏经验和机制，但面对信息社会和网络、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中共对媒体管控的思路和方式其实都还在进化和摸索中。相比于胡温时代，自2012年以来这七年，中共“党管媒体”之手日趋收紧，而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以及媒体形态的迅速变化，也使中共“党管媒体”面临挑战。
直到现在，这场博弈仍在持续。
“党管媒体”背后的政治红线
虽然中共自身具有媒体管控的悠久传统和操作手法，但在习近平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总体思路下，中共也尝试为媒体管理提供更丰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以期改变任性管理和手段粗暴的状况。
而在中共对“党管媒体”寻找合法性之时，“党媒姓党”便成为起始的第一步。中共党政机关创办管理的媒体成为中共“党管媒体”理念落到实处的探路者。
这期间，习近平多次赴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国中央电视台等官方媒体考察。2015年12月，习近平视察解放军报社。习近平在视察中称，“新形势下办好解放军报，必须坚持军报姓党”，从此“军报姓党”广为人知。数月后，2016年2月，习近平视察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国中央电视台，央视打出了“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的横幅，被称为官方媒体对“党管媒体”的一次公开呼应。
随后，习近平视召开中共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了“党媒姓党”的理念。他称，“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
“党媒姓党”这一口号的提出，宣告了中共党办媒体政治属性的重提和回归，同时，对于非中共创办、管理的媒体，中共也在“党管一切”的理念下，将之作为社会治理层面的问题而一并加入这个大盘子中，加以管理。
如此，在“党媒姓党”和“党领导一切”的管理思路理顺的情况下，中共出手对媒体展开一波波整肃行动也就不再显得突兀。
行动：整肃媒体一波波
如果说，中共从技术角度控制媒体信息流的生产、传播和接收是一种事先机制的话，那么中共七年来推行的数波媒体整肃运动，则是中共试图从事后机制上对媒体进行拣汰的过程。中国媒体的“出格”举动，都会触发中共对媒体进行整顿。
第一轮整肃是从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南方系”开始的。作为有官方背景的自由派媒体，“南方系”曾经是中国纸媒界绝对的意见领袖，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型塑了舆论场的自由主义氛围。 不过在2013年的新年贺词事件之后，“南方系”迅速式微，骨干或者转向互联网媒体，或者干脆引退。过去体制内媒体喧哗争鸣，各执己见的局面自此不复存在。
第二波整肃则是在2014年通过逮捕博讯记者向南夫，使政治谣言泛滥的现状大为改观。对“21世纪网案”相关责任人的严处，又将财经类网站热衷炮制假新闻敲诈勒索的倾向大为收敛，是为第三波。 及后在2016年，《炎黄春秋》等媒体接连遭到关停或改换主管单位，成为中共向历史虚无主义开刀的典型，此一类型的媒体平台也自此噤声。
第五波则是对互联网媒体及自媒体的整顿。网信办约谈模式的机制化，以及对网媒内容生产的严格把控，令此类媒体发展正盛的时政类原创栏目进入寒冬，被大量关停。这些栏目搭上了中共反腐风暴的东风，依靠对贪腐官员的深度调查打出名头，但也正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变得忽视了政治规则与底线，在方兴未艾之际戛然而止。
封禁整顿《南方周末》《炎黄春秋》等“自由派”媒体，同时对网络媒体和自媒体进行删查整顿，中共对中国的舆论生态进行着重塑。
体制机制准备：改造宣传机器
在党管媒体的总体思路下，中共亦开始尝试将原来分散的对媒体的管理力量整合起来，在党管媒体的思路下，统一事责，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
同时在业务层面，也整合原有力量，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多家官方电视台、电台，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归中国国务院直属。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管理职责基础上，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伴随着中共对中央层面宣传系统的全面重构，适应中共希冀重构宣传策略和话语体系的需要，宣传系统也出现人事大调整。目前中宣部的领导班子中，由一名部长，一名常务副部长，七名副部长以及一名秘书长共同构成。
八名副部长，分管电影、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出版物等几乎所有舆论宣传领域，当前中宣部的人事架构中，一名常务副部长同时是国家电影局局长，其余副部长分兼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
实则对于中共“党管媒体”来说，网络媒体和自媒体从技术层面是最难把控的领域。因而，自习近平上台伊始，便将媒体管理的触角伸及网络领域，随之在中共党政架构层面也相应作出回应。
2014年，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下设办事机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央网信办”），与原已成立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而在2018年3月的党政机构大改革中，中共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升格为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成为中共党内设立的正式机构。
目前来看，中共“党管媒体”的思路正在深化，在行动中也正在摸索出一套应激管理机制，同时，在机构设置上也进行了大幅改造，这一切都在因应信息社会条件下的媒体现实，可以料想的是，这场管理和被管理、信息流的控制和反控制的博弈，在中共“党管媒体”的大思路下，仍将持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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