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中国舆论场的一个现状就是包括韩寒在内的一批中国公知的消失。中国的“公知时代”，在仓促开场之后，又突然“猝死”。“导演”这个不断向大众输出自己价值观的职业自然也属于公知，但近些年，中国的导演好像不那么关注公共领域，在世界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国导演的声音是缺席的，这是否是源于公共领域距离导演太遥远？
在圈内很多人其实是“被迫”做上导演，不止一位跨界导演透露，总是“有人”询问要不要合作一部电影，以至于最后在各方面力量的“促进”之下诞生了一部自己都不知道是否满意的作品。在资本与商业的裹挟下，导演是否已经失去了关注公众领域的热忱？
围绕这些问题，专访了中国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阿年（代表作《感光时代》《中国月亮》《冬日爱情》《呼我》《堵车》），他表示，电影导演必须是公共知识分子，导演跟国家总统是一样的，总统要把这个世界组织的越来越美好，导演是把这个世界揉碎了重新连在一起组成一个美好的世界。
导演作为公知在公共领域的缺席在当下已经成为常态（图源：VCG）
记者：你认为导演必须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吗？
阿年：电影导演必须是公共知识分子，这是铁律。海德格尔也说过，导演实际上跟政治家是一样的，他跟一个国家的总统是一样的，总统要把这个世界组织的越来越美好，导演是把这个世界揉碎了重新连在一起组成一个美好的世界。所以终极意义上，政治家和导演殊途同归，他追求的都是自由、开放。
所以你必须要把电影导演等同于这样的意义去剖析。电影某种意义上就是宗教，当人进电影院的时候，会被电影所感动，有升华，那才真正对的起电影。电影把文学、戏剧、画画把所有艺术的东西都结合在一起了，理应担当这样的功能。
我们今天对电影导演本身身份的认同似是而非了，我说的电影导演他是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不能当成希特勒这样的精英分子来看，公共知识分子某种意义上他是廉价的。商业导演也是公共知识分子，只不过手段、玩法不一样而已，这是不矛盾的。
电影本身最初的发明是娱乐的功能。但我强调公共知识分子不是精英，不是戈达尔这样的精英，实际上我讲的是像李安这样的精英，公共知识分子很温和。在公共性选择价值观的同时，表达里面有两种，比如说我们讲文学的表达，戏剧的表达，电影一定要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如果从这两个架构来观察，中国电影的生态真的是很惨，我们是深有体会，我们错过了很好的时机。
记者：在你看来变惨的过程是因为什么？
阿年：原因很多，不完全是政府的审查制度。因为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在欧洲，电影审查还是存在的，这个不是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的是中国发展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是资本的发展，第二个是教育，电影的教育我们没有。我们建立了那么多学院，那么多大学，可是你去看看有没有电影课，这个没有跟上。
记者：如今中国电影正从低潮期逐渐回暖，所以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一些专业人士给予鼓励的态度所致？
阿年：可以这样理解。只是好就是好。比如需要正确评价《无名之辈》和《我不是药神》。关注小人物是没有错的，只是中国电影似乎对小人物有误解，以为边缘人物就是小人物。但是，教师、公务员、记者、律师不是小人物吗？为什么不去写这些人？这些人难道不值得写吗？为什么仅仅关注到一些电影里描述的“偏远地区”“犄角旮旯”里的边缘人物？
美国电影中，无论独立电影，或是主流价值电影，对小人物有着更好的理解。比如刚才讲到门德斯的电影，关注一个人的中年危机；亦或是去年上映的《海边的曼彻斯特》，描写了因为自己的问题而失去了爱情，甚至孩子的父亲的内心独白。内心脆弱的人在我看来都是小人物。你看中国电影的视野，所有的年轻导演99%都是关注这些边缘人物。
记者：你认为是这些新锐导演的视角太窄？
阿年：视角窄就代表着他不是个成熟的艺术家。他们把边缘人物当成了小人物。小人物里面有边缘人物，但不能把小人物等同于边缘人物。
记者：在资本运作和导演初心选择上是有矛盾和碰撞的。
阿年：放到李安身上，这个话就经不住考量了，拍《卧虎藏龙》的时候，他把房子抵押了，结果这个片子大卖了。再比如《花样年华》到今年还在卖，我们看这十年，哪部片子能跟《花样年华》能跟《卧虎藏龙》比？
记者：但这个进程在电影行业中，似乎不是某个导演就能起决定作用的，必须要等这个市场文化成熟，这个人群的基数才能够慢慢变大。
阿年：对，你这个话讲的非常对，美国也一样，首先好莱坞起来以后他才有独立电影，才有这些东西。
记者：当然每一位电影工作者的选择都是值得尊重的，但是在金字塔的塔基还没有完全搭建好的情况下，要求所有导演或者电影方面的创作者都按照一个很高标准的艺术水准，会不会有些苛责？
阿年：要去苛刻每一个导演朝着一个水平线去走，这个不现实。美国也一样，美国好的独立导演加起来也就几十个。对人文精神深刻的剖析，这是需要导演的意识自觉的建立起来。比如说李安导演，他有这样自觉的意识，他每部片子都会有人性的剖析、人文的关怀。如果逃离了这两个靶向，他不会去接。我们没法苛刻每个人这样，但是我觉得一个导演自觉的意识是必须要有的。随着中国电影的体量增加，中国电影市场的膨大，有可能会产生几个伟大的导演。但目前来看十年以后不可能。
记者：中国现在的导演群体已经很多元化了，代际承袭的划分方法还有必要吗？
阿年：在全世界都没有代际这个东西，中国导演所谓的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先是外国人给定义的，然后中国的影评家跟上。当中国电影人自己再去划分第七代、第八代的时候，自己已经没有这个话语权力了，更何况今天的中国年轻导演的作品在国际上的几大电影节上已经变成了“插花”，而不是“树”，根本就是点缀性的个体。当你不成为群体，人们不可能关注你。在一个个不同的个体里面想要产生一个伟大的导演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人类基本的现象，单打独斗怎么可能？
所以我认为中国电影不可能在10年之内出李安这样的大师。日本的是枝裕和，原来还没有贾樟柯出色，现在似乎有超过贾樟柯的趋势了。
记者：假如在若干年后中国电影能够走到一个“大树”的时代，目前这个“插花”的时代是否有意义？
阿年：肯定有意义，任何过程都不能断裂，不去当“插花”、不去点缀，何来“漫山遍野”？
记者：有意思的是，你觉得未来十年中国电影的艺术修为不会有起色，但又很肯定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会继续走上坡路。
阿年：这个不是矛盾，这个叫尴尬，尴尬期肯定会存在，但不是阵痛。中国电影赶上了盛世，市场基数摆在这儿了，电影的体量还在增加。相比于其他制造业，今天的电影产业要幸运的多，对中国人的生活质量也有所提高，总的来说是件好事。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