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初，中共终于通过了一部党内政法委工作条例，将之前“面目”模糊难以驾驭的政法委置于习近平本人的控制之下。从罗干到周永康，政法委曾经掌控了中国大陆绝大多数国家强力机关，俨然成为独立于中共之外的“第二中央”，不仅冲击了国家权力格局，也架空了中共领导人。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以6年多的时间去改变它。
大约5年前的夏天，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一次重量级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内部讲话。他和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张高丽一同出现在升格后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原名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痛斥警察与黑恶势力串通一气充当保护伞，有政法系统人员大搞腐败，让无辜之人蒙受牢狱之灾甚至脑袋落地，“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
彼时，面对举国对周永康时代政法机器独大、滥权妄为的不满，习近平一面回击了“彻底取消党委政法委”等声音，另一面表达了多年政法“独立”于党、甚至操控国家强力部门对抗中央的愤怒。当时，新华社等一些中共体制内喉舌只是循例发布了一则习近平讲话通稿，而这一切火药味极为浓烈的内容一直隐瞒到次年一册6万字的《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出版，才予以部分披露。
近5年后，不仅习近平重新出现在2019年1月中旬的又一次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会场，而且中共还同时通过一部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党内立法《中共政法工作条例》。事实上，它的出现意味着，经历习近平上台迄今6年多的政法整顿，政法委最重要的“獠牙”被拔掉，中共政法权力格局也就此改写，“架空”总书记、大权旁落的时代也因而宣告终结。
周永康的落马预示中共政法委某种意义上的盛极而衰（图源：央视截图）
“向总书记请示” 收归政法大权
2018年12月27日，中共高层一个月内罕见的第二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2018年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此次会议一个重要任务即是审议通过《中共政法工作条例》。今年1月18日，中共全文公布这份红头文件。
“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在党中央领导下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对党中央负责，受党中央监督，向党中央和总书记请示报告工作。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重大事项和汇报重要工作，一般应当同时抄报同级党委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按照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按照有关规定，向党中央请示报告政法工作重大事项。”
“向党中央和总书记请示报告”“抄送同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在政情观察人士看来，这份文件在专列的“请示与报告”一章中措辞鲜明地透露出，中央政法大权被收归中共中央或者更明确说中共中央总书记本人，而地方政法大权则归于党委（党组）。
政法，这一中共特有的语汇，在中国大陆的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不同于西方民主政体“三权分立”，中共坚信，作为执政党，有必要汲取三权分立体制中各国家机器各自为政、互相抵牾的弊端，从而建立一套协调包括国家司法机关、安全机关等强力部门的超级机制，这就是从中央到县级普遍存在的实权在握的各级政法委员会。
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共一直为这一庞大政法机器的角色定位和权力边界而感到头痛。直到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主掌时期，政法机器因为形势所迫等主客观原因而权力膨胀，甚至畸形化为独立于中共中央以及地方党委之外的另一权力核心，或者或“第二中央”。胡锦涛时期集体领导被人称为涣散的“九龙治水”格局，盛传周永康个人野心膨胀，甚至公开向总书记的权威发起挑战，更不要说请示汇报。
对中共来说，《中共政法工作条例》重建了政法委和中共党组织的关系。在新的权力体系中，所有的政法机关（也即强力部门）被要求向中共党组织和总书记请示报告，中央政法委书记丧失了对这些强力部门的绝对领导权。或者说，尽管政法委依然存在，依然担负业务指导职能，但是它已经不再是公检法等强力部门所听命的“独立王国”核心，而是统一在中共中央（地方党组织）之下的职能机器。
从虚实不定到彻底实体化
“中央政法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由党中央审批确定”，这份文件界定了政法委清晰的角色定位，“（它是）党委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并且肩负专政、管理和服务职能。这意味着在经历智库角色、议事协调、领导职能以及其间的各种灰色过渡状态后，政法委这一中共特色的政治构成开始面目清晰起来。
它像中共其他的党内机构一样拥有定岗定编，而不再只是松散的各种国家强力机器之间的协调者。当然，周永康和他的前任罗干从来不认为政法委只是“协调”而不是“领导”，尽管在这种本来应该受到种种制约，但是他们还是依靠体制性漏洞，通过兼职和“业务指导”拥有了强力部门实权。
人们注意到，政法委员会的构成中，政法委会书记除外，通常他的副手由一名兼任公安机关领导的副书记来充任，而委员则包括检察院、法院、国家安全部（厅、局）、司法部（厅、局）等强力机关领导人充任。而一度，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机关领导人，而公安机关领导人甚至同时也是武警部队第一政委。而正是作为中共党内直接控制公检法等强力部门的存在，政法委才被称为“刀把子”，得以在中国大陆近年社会维稳压力增长的背景下权力迅速膨胀。
不过，这份政法工作条例虽然认可了政法委的组成包括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但是它也透露，原本估算人数上百万的武警部队已经不再进入政法委序列，政法委已经不再直接控制最精锐的社会维稳力量。事实上，现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公安部部长赵克志2017年接替郭声琨职务，从未依前例兼任过武警部队第一政委，而地方31省区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局）长的局面则早在2015年便告终结。
政法委尽管还拥有对公检法等强力部门的业务指导权力，但被“拔牙”后更多地回归职能部门的角色。这一整套思路似曾相识。2015年年底启动的大军改中，习近平也是一举废除了延续超过半个世纪的解放军“四总部体制”，将其拆分为15个级别不同而职责更加明确的中央军委职能部门，“做事而不是赋权”。
习近平称，《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以党内基本法规的形式，对党领导政法工作作出规定，把党长期以来领导政法工作的成功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很显然，他将其视为自己上台6年多以来重整政法的总结。6年多年前，他面对着两个人的负面遗产，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唱红打黑”数年所造成的局面，以及更为严重的周永康及各级政法系统官员多年插手司法个案造成的冤假错案，民怨封腾。6年多之中，中共高层反复宣称清除薄王遗毒、周永康遗毒。
当然，这份红头文件依然有相当争议。一些政治异见者甚至民间声音仍然认为所谓的政法改革不彻底，甚至认为这是对“全面依法治国”的背弃而应该彻底取消政法委。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目睹河北聂树斌案等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也亲见中共在遏制不当干预司法，清除政法“害群之马”方面的动作，然而人们对中国独立司法、公正执法仍然缺乏足够的信心。
所以，这份政法工作条例诚然是彻底清除周永康式另立“第二中央”甚至架空总书记制度隐患的结果，但它回避了太多诸如失当干预的惩戒等问题，所以不可能一劳永逸解决中共政法之弊。几乎与中共酝酿公布《中央政法共工作条例》的同时，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曝光陕西千亿矿权纠纷案背后的副卷制度，轻易地触碰了人们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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