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陕西千亿矿权案持续发酵。中国前法官王林清以及崔永元等人发布的视频以及相关细节陈述，向外界披露了中国行政权力干涉司法判案，侵害司法系统独立性的实例。由是，“党大还是法大”这个中国政治体系中的老问题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讨论中。
美国司法部在孟晚舟被扣及被诉一事中扮演重要角色（图源：AFP）
不过，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华为孟晚舟被扣及被起诉事件，也引发对美国司法独立问题的争论。陕西千亿矿权案和孟晚舟事件，这两个差不多同时发生的事件，或可折射出中美两国司法系统独立性的问题。
而在对此问题的讨论中，美国司法系统的独立性不时成为映衬中国司法系统独立性不足的反例。原本对此，许多中国人也颇为信奉，不过，华为孟晚舟被扣以及被起诉事件的发生，使得美国政治体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声誉面临着不小的考验，在一些中国人看来，他们的观点与中国官方观点一致，那便是孟晚舟被扣事件背后有着“政治操控”的影子，白宫对美国司法系统独立性的干涉，似也是美国版的“党大还是法大”问题。
“政治操控”还是“法治原则”？
“法治原则”是美国在对待从加拿大引渡孟晚舟时声称其所遵循的原则。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宣布美方将按照美国与加拿大引渡条约，启动引渡孟晚舟的司法程序时，美方即同时感谢加拿大执行“法治原则”。
与此相反，中国外交部对孟晚舟事件几次表态，都指孟晚舟事件不是一件单纯的司法案件，背后有很强的政治企图和政治操控。意指这个看似是司法的案件，实则背后是政治干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称，如若对中美贸易战有好处，不排除干预此案的一番表态，更让中国方面疑心。
有分析称，美国政府为达到起诉孟晚舟的目的而对孟晚舟的罪名巧妙地做了包装，并没有直接以华为违反美国制裁伊朗的法案（大概是担心加拿大法律）为由，向加拿大提出逮捕请求，而是指控华为欺诈在美国设有分支机构的国际金融机构，而孟晚舟曾经代表华为亲自做出陈述，声明华为及其当时的子公司星通（Skycom）在伊朗的运营，没有违反美国的制裁令，据此孟本人的行为构成欺诈。
就此，即使就美国国内法而言，孟晚舟被诉在实体上也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美国检方非常随便地绕过公司，直接追究公司高管的个人责任。这在追究法人犯罪方面被指是罕见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对法律程序的滥用。
另外，如此事刚发生时美国被批利用国内法要求扣押第三国公民，也是对国际法的僭越。
美国司法部在孟晚舟事件中的角色
在孟晚舟案件中，美国政府中的“司法部”扮演主要角色，无论是要求加拿大扣留孟晚舟，以及接下来的引渡、提起诉讼，都是美国司法部所为。
分析称，“司法部”作为白宫下属职权部门中的半司法半行政机构在其中扮演行政力量干预法治精神的传球角色。
美国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部，其部门长官享有阁员地位。负责的任务是保障法律的施行，维护美国政府的法律利益和保障法律对美国所有公民平等。司法部的前身是美国建国初设立的总检察长一职，最初只为白宫和美国国会提供法律咨询事务的半官方机构，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官僚体制的扩张，也相应的扩张起自己的职权。
目前，由司法部管理的美国联邦执法机构包括：
美国法警（USMS）联邦调查局（FBI）联邦监狱局（BOP）美国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ATF）美国缉毒局（DEA）美国司法部监察长办公室（OIG）
可以看出，隶属白宫的美国司法部，其职权范围与中共体制广义的“政法”系统有重叠之处，在中共的“政法”系统中，同样包括检察院、监狱以及国安、行政司法（司法部）等系统。当然，其中也存在不少差别，如在中国“政法”系统中重要的公安（警察），美国司法部机构中并没有。与中国国安系统相类似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也不属司法部管辖。
“主动权力”与“被动权力”命题
实际上，在西方世界“三权分立”的体制框架下，三权之一的行政权力本身就被视为是“主动权力”，较之立法权和司法权更具有扩张的倾向，拥有立法权的国会因党派纷争和冗长的议事程序，而在某些需要果断处置的场合无法与行政权竞争。
而司法权作为“被动权力”，非有人起诉便无法行使，加之司法权对程序正义的追求，使其行使职权的过程拖沓、冗长，与行政权力的积极、高效更加形成鲜明对比，故而三权博弈中，行政权力较之立法权和司法权都具有先天优势，随时准备侵犯两者的管辖范围。
其实，即使在美国，“党大还是法大”自美国宪法制定三权分立原则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博弈便贯穿美国人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在宪法中规定模糊，或者是尚未形成政治运作惯例之处。当然，美国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是两党轮流执政，中国是一党执政，故而，美国的此类现象主要表现为白宫和联邦法院关于总统某些重大权力的制衡和博弈。其中，比较重要的如“宣战权”等。
有分析认为，美国总统战争权力总体上呈现不断扩大趋向，这是长期以来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军事大国的地位和头号经济强国的利益需求所决定的。
因而，对于美国来说，透过孟晚舟被诉一事亦可以说“党大还是法大”也是美国政治体制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国同样如此。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面临同样的挑战，即如何避免行政权力天然的扩张倾向对法治的侵犯，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也有其自身政治体制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即如何界定和规范在国家体制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执政党在“依法治国”中的行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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